1942年3月初，被免去战区长官职务的卫立煌，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去缅甸和英国军队联合作战。 卫立煌说他对于缅甸生疏，恐怕搞不好。 蒋介石说：“你先考虑一下，明天再通电话。” 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再打电话，卫立煌表示愿去缅甸，蒋介石获：“很好，一两天派飞机去接你。”过了两天飞机真来了。 卫立煌到重庆，即由当时担任侍从室一处主任的张治中招待住下，蒋介石立刻接见。蒋介石虽然对卫立煌不信任，但却是认可他的军事才能，所以决定让他担任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 正当卫立煌急急忙忙作好到远征军去的准备时，事情又起了变化，不知为什么，多日没见蒋介石召见，越等越没动静。 这时，卫立煌偶然从一位老朋友那里听到一个不愉快的消息，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叛变投入军统，戴笠亲自到洛阳去处理此事。 卫立煌知道此事不妙，要是袁晓轩己把他与八路军来往和亲近的情形和盘托出，会很麻烦。 随后，卫立煌听说戴笠回重庆后，就邀请杨虎作伴拜访戴，想听听戴笠什么口气。哪知他们到了戴笠处，门上竟然挡驾，说戴笠不在家。按一般情理，就算戴笠外出，事后也得来个电话寒暄两句。可戴笠连个电话也不打，问题就很清楚了。 卫立煌和戴笠并不陌生。1927年，卫立煌当十四师师长参加龙潭战役时，戴笠是十四师的一个副官。后来戴笠另有门路，请求他调。 袁晓轩是黑龙江人，进过东北讲武堂，曾在东北军中任中级军官，西安事变的时候表现得很积极，之后东北军分化，袁晓轩便跑到红军这边。因为他能说会道，又对于国民党军队和杂牌军的情形熟悉，就让他担任搜集情报的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袁晓轩被提拔为八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第二科情报科长。 八路军开进山西后，派袁晓轩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那里当联络参谋，袁晓轩对于旧军人那一套很熟悉，能拉得很近乎，因此以后八路军需要和卫立煌交涉一些事情，也派袁晓轩来办。 1938年春，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处长是刘向三；刘向三走后，处长由豫西特委书记刘子久兼任，对外仍然用刘向三的名义。1940年秋，刘子久南下到淮北区后，由袁晓轩继任洛阳办事处处长。 本来在黑龙江大地主家中出生，又在张作霖手下旧军队中混过多年的袁晓轩，在洛阳日久，粉黛笙歌，就想依靠卫立煌当一个国民党的官。袁晓轩对卫立煌极力吹捧，说卫立煌可以成为北方将领的表率，他愿意助卫立煌开创一番大事业。 但是，卫立煌对袁晓轩的为人一直看不上，只有敬而远之。 1941年12月，蒋介石命令卫立煌和蒋鼎文互换官职，蒋鼎文到洛阳下车伊始，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封闭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 袁晓轩把办事处几十人分成两批，分途撤回西安前往延安。就在撤退之际，袁晓轩和程乔二人未离洛阳，就公开叛变，被他出卖被捕者八十多人。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袁晓轩和特务们暗中勾结已久。据多年来一直在做秘密兵运工作的靖任秋回忆，抗战初期，他在第一战区新五军孙殿英部任第四师副师长、少将高参，于1941年被孙殿英控告有地下党嫌疑，因而被捕。 被捕之前，袁晓轩曾经三次约靖任秋谈话。第一次是有人面交给靖一封信，袁晓轩写的，约靖任秋在洛阳有空袭警报街上没有行人的时候，在北大街见面。靖任秋觉得自己虽然和袁在太行根据地见过面，但是没有组织关系，所以没去。 隔几天又有人送信来，袁晓轩又约靖任秋在空袭警报时，在离开洛阳城五、六里路的洛阳桥边见面。靖任秋觉得郊区人烟稀少，出了事没人知道，会搞个下落不明，仍然未去。 过几天袁晓轩又来第三封信，约定见面的方式改了，某日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会客室见面。这次靖任秋去了，见会客室中还有三四个人，就只和袁晓轩点点头，没有多说话。 后来，听说袁晓轩成了叛徒，靖任秋想起那三次约会，实在是很蹊跷。 袁晓轩投入军统，马上向蒋鼎文揭发卫立煌这两年和八路军有些什么来往，讲过什么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大官不满的话，容纳过工作团刘毓珩等十几个地下党员等等。 这些材料比过去军统、中统、胡宗南、汤恩伯对于卫立煌的控告结实得多，引得蒋介石大为恼火，命令戴笠亲自彻查此案。于是，戴笠把袁晓轩提到重庆磁器口写揭发材料。 就在卫立煌由杨虎陪伴拜访戴笠的同时，袁晓轩的揭发材料也送到了蒋介石的桌上。不过查来查去，卫立煌和八路军的联系，就是为了抗日大局，除此之外，并找不出卫立煌反蒋的证据。 过了两个月，卫立煌未闻蒋介石再提赴缅甸的事，觉得一直在重庆住招待所也难受，就上书请求回成都去奉养老母。蒋介石顺势同意了，并批发了卫立煌一笔养老金，做出了一副气量恢宏的样子。 卫立煌派人到银行领出一大麻袋钞票。这时法币已经贬值，钞票不值钱，卫立煌给每个随从抓一大把，算是酬答他们的多年辛苦。 1942年夏，卫立煌在特务的监视中，开始了在成都的赋闲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