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特赦后的前国民党特务沈醉受邀入职北京政协，迎面走来一僧人笑道：“多亏了您曾经打过我两个耳光啊！” 沈醉被特赦后，开始了他的政协工作。 在办公室的走廊里，他遇到了一位光头和尚，这位和尚正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巨赞。 巨赞和尚，出生于1908年江苏江阴的一个农家。 1931年，他选择了出家为僧，并在杭州灵隐寺修行。 1937年，为了防止珍贵文物落入敌手，许多不可移动的文物和建筑被当局决定摧毁，灵隐寺也在这一行动中被毁。 失去了修行之地的巨赞无奈南下湖南，流落至常德。 沈醉因为巨赞对国民党的抗日政策的公开批评而将他拘留。 面对沈醉的质询，巨赞坚定地表达了自己对国民党政策的不满。 沈醉出于愤怒给了巨赞两个耳光，并将他逐出。 正是这两个耳光让巨赞鉴定投入了共产党的革命事业。 1940年，他担任广西佛教协会秘书长，他广泛地推动佛教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普及。 巨赞法师通过创办《狮子吼》月刊，积极宣传结合时代需求的佛教理念。 到了1941年，巨赞法师在《新佛教概论》中提出了佛教改革的新理念。 使佛教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强调了佛教在现代社会中应承担的积极角色。 1946年，巨赞法师返回杭州，主持整顿当地佛教事务。 在此期间，他不仅重组了杭州佛教会，还兼任了浙江佛教会秘书长，全面负责这一地区的佛教教育建设。 1946年9月28日，在武林佛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巨赞法师的讲话强调了培养新一代僧侣的重要性。 1949年巨赞法师也在这一年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0月1日，他与其他佛教界人士一同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巨赞法师还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联合其他佛教界领袖向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提出了关于佛教改革的建议。 像他一样的爱国的僧人还有很多。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 中华民族的各界人士纷纷站出来抗争，其中包括众多佛教僧侣。 太虚大师早在抗战前就已针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表达了关切。 七·七事变后，他呼吁佛教界积极参与抗日救国，强调即使佛教提倡慈悲为怀，面对国家存亡之秋，也必须拿起武器保卫国土。 在他的号召下，不少僧侣纷纷响应。 1937年，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坚决表示愿为护法而战。 他倡导佛教徒将信仰力量转化为抗战动力。 他激发了佛教界及社会各界的抗战热情。 圆瑛大师则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立即行动，组织紧急会议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还实际参与到救援工作中。 虚云法师倡导寺庙中的僧侣进行礼忏，祈求战事顺利，并实际上通过节约用粮、减少晚餐等方式，筹集善款支持抗战。 到了1940年，广州沦陷期间，他将大量的善款用于救济饥民。 倓虚法师在东北抗战激烈时期，成功保护了东北抗日联军司令赵尚志将军的遗骸不被敌人亵渎。 抗战时期，九世班禅不仅组织喇嘛修建坛城，进行祈祷活动，还慷慨解囊，捐赠巨额款项及物资支持抗战。 藏传佛教界也积极行动起来。 在南京，康藏地区的佛教高僧和信徒们集结起来，由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南京代表贡觉仲尼、九世班禅大师的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带领，他们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 这一组织召集在南京的康藏人士，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 与此同时，西藏昌都地区的著名活佛诺那·呼图克图，也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向全国发出电报，表达对日本侵略的强烈谴责，并呼吁国家政府采取行动进行抗日。 诺那·呼图克图的行动在藏区引起了广泛的响应。 1938年，五台山的僧侣在青黄两庙组织了一场抗日动员大会，于4月16日成立了“五台山佛教救国同盟会”，并建立了僧侣抗日自卫队和尚连。 这支队伍由五台山的男女僧人组成，参战僧侣超过1000人。 五台山的僧侣们不仅在前线与敌人作战，还进行后勤支援，捐赠枪械与弹药。 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僧侣救护队由副队长宏明法师带领，不遗余力地救助伤员。 他们将伤兵送至佛教医院。 淞沪会战以中国方面的失败告终，宏明法师随部队撤至汉口。 然而，在汉口，他不幸被陷害，入狱三月，他对国民政府深感失望，随后选择退隐至嵩山少林寺闭关，最终郁郁而终。 与此同时，一部分上海僧侣救护队的成员在救护队解散后，奔赴西安加入了由心道法师领导的战地流动服务队，而总干事悲观法师则前往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