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初，被张作霖软禁在保定的傅作义，见对他的看管松懈起来，暗中和好友崔

1928年5月初，被张作霖软禁在保定的傅作义，见对他的看管松懈起来，暗中和好友崔笑如商议逃脱的办法。 1927年10月，傅作义率领晋军第四师偷袭涿州，以八千余人的兵力成功占领了这座北京南大门。在随后的三个月里，面对张作霖派来的重兵围剿，傅作义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和顽强的意志，带领全师将士坚守孤城。 奉军调集了三个师和一个炮兵旅的兵力，投入了从地面到空中的全方位进攻，但始终无法攻破傅作义的防线。他们使用了燃烧弹、毒气弹，甚至投入了从法国购买的坦克，却依然无法撼动这支精锐之师的防御工事。 涿州之战让傅作义在军事上声名大噪，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1928年1月，由于补给断绝，城中军民生存困难，傅作义不得不主动出城与奉军谈判。 张作霖对这位年仅三十三岁就展现出非凡军事才能的将领颇为赏识。他没有苛责傅作义，而是采取了软禁的方式，将其安置在保定。 张作霖的这一决定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一方面可以防止傅作义重返晋军，另一方面也为日后笼络这位年轻将领留下余地。 在保定的软禁生活并不算严苛。傅作义表面上接受了这种安排，但实际上一直在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变化。 1928年初，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正在发生重大转变。蒋介石重新出山，整合各方力量，重启北伐。 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向北方发起猛烈攻势。冯玉祥的西北军也在河南一带蓄势待发。 张作霖的奉系政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不得不调集主力部队应对这些威胁，对傅作义的看管也随之松懈。 这种形势的变化，为傅作义的后续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保定的每一天，他都在等待着最佳的逃脱时机。 1928年春，北伐战争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蒋介石重新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各路北伐军向北挺进。 这一时期的形势对奉系军阀极为不利。国民革命军主力已经全部北上，张作霖的统治区域面临着空前的威胁。 北伐军分为三路，气势如虹地向北方推进。左路由冯玉祥的国民军担任，中路是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桂系部队，右路则是从山东沿海北上的张发奎部。 面对如此强大的攻势，张作霖不得不抽调各地驻军回防，保定的军事力量也随之减弱。守卫人员的更替和调动，为傅作义创造了难得的机会。 此时的傅作义虽被软禁，但他仍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他的好友崔笑如经常以探访的名义来往保定，成为了他了解外界信息的重要渠道。 崔笑如带来的消息显示，阎锡山的晋军已经开始重整旗鼓。在北伐军的配合下，晋军正准备对奉军发起新一轮进攻。 北伐军的强大攻势迫使张作霖不得不改变战略重心。他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应对北伐军的进攻上，对傅作义的关注度逐渐降低。 保定城内的守军也因为人手不足而疲于奔命。负责看管傅作义的士兵换了一批又一批，警戒程度远不如从前。 崔笑如多次探访的经历，使他对保定城内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发现守军换防时经常出现疏漏，这些都被详细地告知了傅作义。 五月初的一天，崔笑如再次来访，带来了天津方面的最新消息。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当时还维持着相对开放和中立的地位。 此时的天津驻扎着各国的租界军队，城内活动着各方势力的代表。这座城市成为了军阀混战时期的一片特殊地带。 正是这种特殊的环境，使天津成为了傅作义最理想的暂避之所。从保定到天津的路线虽然并不遥远，但要避开奉军的盘查却并非易事。 崔笑如带来的信息表明，奉军在保定到天津沿线的关卡已经大为减少。大量的检查站都改由地方保安队负责，军事管控明显松懈。 这些情况都被傅作义认真地记在心里。通过与崔笑如的反复商议，一个周密的逃脱计划逐渐成形。 傅作义和崔笑如的逃脱计划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他们选择了一个守备最为薄弱的时机，借助商人的身份掩护，成功离开了保定城。 从保定到天津的这段路程，成为傅作义军事生涯中的重要转折点。这次成功的脱身不仅让他重获自由，更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抵达天津后，傅作义立即与阎锡山取得了联系。此时的阎锡山正在积极筹划重返政治军事舞台，傅作义的归来无疑增添了他的底气。 天津的特殊地位为傅作义提供了暂时的庇护。租界的存在使得奉军难以轻举妄动，给了傅作义充足的时间来规划下一步的行动。 这一时期的北方军事形势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伐军势如破竹的进攻，使得张作霖的统治根基开始动摇。 1928年6月初，张作霖被迫放弃北京，准备撤退回东北。他的这个决定标志着北洋军阀在华北统治的终结。 傅作义的这次逃脱，恰好赶上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北伐军即将进入北京，华北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重获自由的傅作义很快就重返战场。他的军事才能在此后的多次战役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军事生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