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14日深夜，一个在押的、非常熟悉上海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谎称拉肚子，去上厕所。他离开囚室，窜到没有上锁的办公室，然后通过办公室的窗口跳出，用事先准备的工具撬开铁丝网，越狱潜逃，去向不明。 后经媒体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特别是崇明县的群众更是愤愤不平。 沦陷时期，侵华日军驻崇明宪兵队队长大庭早志、崇明宪兵队特高课课长中野久勇等人，专门捕杀游击队及地下工作同志，手段毒辣。他们对革命志士严刑拷打后，身上绑缚石块，投入长江，毁尸灭迹。当江水退潮之后，江边和海滨时有此类尸体发现。 抗战胜利后，经被害人家属检举，大庭早志和中野久勇被逮捕，双双关押在江湾战犯监狱。 事后查明，那天十分寒冷，站岗的卫兵偷懒躲在避风口，正好挡住了视线。中野久勇就是利用了这个空隙，越狱脱逃获得成功。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下令把典狱长邹任之少将撤职查办，关进监狱。 事后，邹任之被关押3个月才被放出，并查明中野久勇并没有贿赂他，但是负有领导和管理责任。 各地开始严加缉查中野久勇，抓捕归案。 中野久勇在担任崇明宪兵队特高课课长之前，曾任江湾新市街宪兵队队长，不但熟悉上海的大街小巷，还能听懂上海的方言俗语，又能说中文。 他越狱后直奔市中心的南京路，把穿在身上的一套西装在旧货商店卖掉，然后走到九江路的一家小店，买了一套当时上海男性大众穿着的普通长衫，化装成中国的平头百姓。 他白天半饥半饱混迹江湖，晚上就到上海北火车站的候车室的长椅上过夜，结果感冒了。他去药店买了几包粉状阿司匹林后，决定步行到嘉定投靠朋友。 1947年底，嘉定仍有城墙，城门口有警察检查。中野久勇即拿不出证件，身上还被警察查到两包阿司匹林药粉，被怀疑是毒品。于是，他被关进了嘉定县拘留所，一关就是18天。 1948年1月5日，中野久勇被移押到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一关又是20多天。后来，经过化验证实果然是阿司匹林药粉，中野久勇才于1948年2月2日被放出。 中野久勇被关押期间，居然“因祸得福”避过了风头，躲过了30多天军警系统对他的缉查。 被释放的中野久勇，吃喝无着落，睡觉无处所，他既不敢显露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又不敢以中国难民的身份去登记就业。他只好沿街乞讨，后来又到苏州河边上的桥头，给上坡的黄包车车夫推车，赚点可怜的小费。 虽然中野久勇自称“中国通”，但他上海话总是带有奇怪的口音，因此露了馅，被一名“眼线”举报。 为了不惊动大众，上海警备司令部派了两名资深“干探”，看熟中野的相片后，一人装扮成一名商人，一人装成车夫，使用一辆三轮车不断地过桥，借机接触观察桥上的各种推车人。 一天下午，一个头戴“罗宋帽”，30多岁的人上前为他们推车，推车者的面容与照片上的中野久勇十分相像。 当车到桥中，其中一位干探故意拿出一张5000元(相当于后来的5角钱)，要推车者找回3000元。但是，推车人只肯找2000元，还用上海话回答:“先生，现在物价飞涨，钞票不值钱，一只大饼也要卖到3000元钱。” 此人的对话，从语音上来说大体可以，但是其中大饼的“大”字，讲得非常不顺耳，有点怪异，好像外国人在学中文。两位干探确定此人就是中野久勇，便利用接回钞票的机会，用手铐铐住了他。 为了防止中野久勇再次脱逃，这次把把关进了“远东第一监狱”——提篮桥监狱。 1948年2月28日，上海军事法庭对中野久勇进行审判，判处其死刑。 4月8日上午，中野久勇在监房内，突然听到看守通知他穿好衣服，注意服装整洁，有法警提押。他意识到可能死期已到，希望自己能干干净净地去死，所以要求洗一次澡。在法警的应允下，中野快速地在自来水龙头下冲了冲身体，穿上衣服，被提押出监房，来到露天的临时法庭。 当检察官王家楣宜读判决书后，宣布当场对大庭早志和中野久勇立即执行死刑。在执行死刑前，检察官还询问两犯有无遗言，让死刑犯作最后一次的陈述。 中野久勇居然无耻地称:“我无罪而受罪，希望以我之牺牲，而使中日两国，永臻亲善。” 检察官理直气壮地说他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最后问道：“你们要不要写遗书?如果要写遗书，马上书写；如果不写遗书，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中野和大庭一看，苗头不对，马上软了下来，说要写遗书。二人书写遗书多封，写毕交给法警保管，代为寄送。他们还提出要求抽烟，检察官给了他们每人2支“幸福”牌香烟。 他们经过短暂的吞云吐雾后，被反铐到监狱的刑场。几百米的路上，还没有走到刑场，大庭早志就吓得神志昏迷，只好由两名法警左右各一边架着他行走。 二人来到刑场的执行区域，检察官一声令下，宪兵徐希冀、李公浩举起手枪，对准二人的后脑，扣下枪机。只听到三声枪响，两名日本战犯头中枪，均倒地身亡。当时，大庭早志一枪毙命，中野久勇两枪毙命。 狡猾凶残的中野久勇得到了应有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