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济南下起了大雪，午夜时分，日军要求新华院的战俘到院子里扫雪。穿着单衣的战俘不断有人倒下。由于光着脚扫雪，不少战俘冻伤了脚，还有六十多名战俘冻死在雪地里。 2月，日军在济南新华院集中营挑选了600多被关押的战犯，准备送到日本福山当劳工。有两个战俘策划逃跑被发现，日军将二人捆绑在操场高台的木桩上，召集全体战俘现场集合。 随着日本小队长一声令下，只见两个凶狠的日本兵，端着上有刺刀的枪，以这二人为靶子，“呀”的一声猛力刺去。只听一声惨叫，顿时鲜血溅地，两个战俘活活地被刺死了。新华院院长青井真光站在高台上向全体俘虏大声吼道：“今后哪个不服从分配，企图逃跑，就同他们俩一样！”青井真光随后命令全院战俘劳工列队，围绕被杀害的二个战俘尸体一圈。 由于日军在各个战场吃紧，伤亡惨重，日军医院的血库告罄。为了以战养战，青井真光又专门在新华院集中营成立了一支抽血队。他们把新入集中营的年轻战俘编进抽血队，强行把大针管子插进战俘的血管，然后，一管一管地抽血，抽完马上送往日军野战医院，输到日本伤兵身上。 青井真光根本不管战俘死活，只管抽血供血。有的人被抽得头晕眼花，浑身打颤，难以站立，一病不起；有的人被抽得皮肤发皱，浑身煞白，像风干了的白菜帮子；有的被抽得身子蜷缩，眼珠突起老高，活活给抽死。这一批人抽得不能再抽了，青井真光再换一批战俘接着抽。 在新华院担任过审问科长的高景武战后供称：在青井真光和高桥等人主持下，仅1944年新华院因抽血过多致死的人就近五百人。 1944年春，新华院集中营挂起了济南劳工训练所的牌子，配合华北劳工协会向日本本土输送劳工；又办起了纺织厂，为日本军队生产军需产品。工作任务的变化，需要一个既懂军事管理、又懂经济经营的人。于是，1944年7月，青井真光成了新的院长。 青井真光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他1919年来到中国，就职于在华日本公司，在天津裕大纱厂当 过经理，通过残酷压榨中国劳工的血汗，囤积了数额巨大的私人财产。青井真光既有日本商人的奸诈，又有职业军人的凶残，他的到来让战俘们的日子更为难过。 青井真光在新华院的暴行，使战俘们丧失了最后一线希望。有的被逼得吊死在院里的柳树上，有的被逼得跳进院里的枯井中。日军和汉奸们还发明了一种打人刑具“狼牙棒”，即在狼牙棒的一端周围钉满钉子，钉尖向外。谁要不听话，就用狼牙棒打，打得战俘身上流血，惨不忍睹。 最可恨的是日军管理人员还借给伤病战俘看病为名，将其骗出去残杀。八路军战俘滕振戈在此关押一个月就病了，当时病不太重，还能在院子里走动。一天中队长登记，说去医院看病，他们被汽车拉走了几十人，但却没有再回来，后来得知这批战俘被拉到千佛山杀害了。这件事后来被担任俘虏收容所所长的难波博证实了。 战俘们晚上不准出屋，有一两次开门让出去大小便，但每次人数有限制。米饭做得半生不熟，按人分发，饭量小的还勉强，饭量大的长期挨饿。战俘只能从井里打凉水喝，所以病号不断，拉肚子的人很多。每天都往外拖死人，惨不忍睹。 日本战败投降后，青井真光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审判。1946年6月，第二绥靖区军事法庭对济南新华院院长青井真光提出公诉。公诉青井真光在当院长不到一年内，就残杀中国人民一万两千人。但青井真光却狡辩说只死了一千多人。 法官问青井真光任内，为什么战俘吃不饱，死了那么多人？青井真光狡辩说没有的事；问他为什么大量残杀战俘？他又说没有的事；问他为什么用注射石碳酸水杀害逃跑战俘，他还说没有的事。当被青井真光任命，又被撤职的战俘劳工总队长齐子修走到他面前，出庭作证时，他嘴软了，心虚了。 1946年10月15日上午，第二绥靖区军事法庭判处青井真光死刑，在济南主要街道游行示众后将其枪决。 除了青井真光，新华院的一些恶贯满盈的日军官佐也受到了惩罚，新华院的宪兵小队长福田永助被执行死刑。 福田永助在被执行前说：“希望诸位多研究日本的组织机构，就明白日本宪兵的任务了。因为我是一个下级官，诸位知道日本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不然要受处分的。对我们的案子，我觉得还有请诸位调查的必要。”福田临刑的这段话一方面在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透露着他对于当时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审判的不满。 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惩处力度是非常不够的，是有选择性的。冈村宁次这个担任过华北方面军司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大战犯，他指挥日军对中国军民犯下极大的罪行，然而这样一个人，居然被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在战后刻意保护，甚至还充当了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 1949年1月，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在这种局面下，蒋介石不忘将冈村宁次无罪释放，生怕这个战俘落到解放军手中。蒋介石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将冈村宁次送回了日本，这个大战犯居然就这样逍遥法外，真是莫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