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1964年部署实施“640工程”，意在为我国的国家安全铸造坚强盾牌。可惜该工程在1980年代被下马，否则，我国的反导武器系统，必将居于世界前列。 20世纪50、60年代，世界局势风云诡谲。 毛主席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认识到仅仅拥有进攻性武器是远远不够的。他常常语重心长地说:＂有矛就必须有盾。＂这是毛主席运用辩证法得出的精辟结论。只有同时具备攻防兼备的能力，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一系列战略思考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640工程＂的宏伟蓝图逐渐清晰。 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建立一个能够在外层空间拦截来袭洲际导弹的反导系统，从而为我国构筑起一道钢铁长城。工程得名＂640＂。 1964年8月，在毛主席的亲自部署下，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将反导弹武器的研制列为国家重点项目。 1965年末，七机部正式向第二研究院下达“反击一号”拦截弹的研发任务，要求在短短一年内实现研发突破。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导弹研发事业而言无异于攀登一座险峻高峰。当时的技术储备尚浅，资源匮乏，但国际局势的紧张和国防压力使得这一项目被赋予了极高的优先级。在极短时间内，研究团队迅速组织技术骨干投入设计和实验，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科研攻坚。 1966年初，“反击一号”在小比例模型弹的试射中初现成效。三发小比例模型弹接连成功发射，这一阶段性的胜利带来了极大的鼓舞。然而，科研人员很快发现，要将模型弹的成功转化为实际拦截弹的突破，必须克服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气动布局的设计、弹体材料的选型以及复杂的制导与遥测系统的开发，无不牵涉到多个领域的协同攻关。 1968年，国防科委要求“反击一号”当年完成模型弹的研制和飞行实验，次年实施低空方案拦截试验。然而，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19项关键科研计划被迫停滞，项目进度陷入前所未有的拖延。科研人员不仅需要克服技术障碍，还要应对外部干扰带来的心理和工作压力。 1969年，项目的研发基地被迁至云南，并开始扩建为21基地，以提升试验能力。尽管这一调整在长远来看有助于项目的推进，但短期内却进一步增加了技术团队的负担。1970年，经过漫长的等待，“反击一号”终于迎来第一发未装弹头的模型弹发射试验，并取得成功。这标志着项目从困境中初步恢复。然而，后续进展仍困难重重。 1972年5月，在昆明基地进行的遥测弹试验中，导弹在空中爆炸，这一失败对团队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问题暴露后，二院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针对技术缺陷展开细致的地面试验和改进。这种应对机制表明科研团队具备较高的技术敏感性和快速反应能力，但试验失败导致的时间成本增加仍不可忽视。科研团队夜以继日地改进方案，最终在1979年成功完成了两发遥测弹的飞行试验，为项目的技术验证划上了阶段性句号。 然而，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果，“反击一号”最终未能实现实战化目标。1980年，国防科委决定终止其研制工作。这一决定并非简单的放弃，而是基于国家战略需求的调整以及技术发展的综合考量。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团队所积累的技术经验和研制能力为后续反导、防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是拦截技术、遥测系统的突破，为日后“反击二号”“反击三号”等更高水平的反导系统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与此同时，中国在“反击一号”项目中还展现了科研体系的协作能力和自主创新的潜力。尽管项目受制于内外部因素未能全面达成目标，但科研团队在极端条件下展现出的韧性令人印象深刻。同一时期，二院还承担了“实践二号乙”卫星和“反卫一号”反卫星武器系统的研发任务，这些项目均取得成功，证明了中国在技术开发上的巨大潜力。 “反击一号”的终结并未意味着反导事业的停滞。1970年代，国家逐渐明确了优先发展高拦武器的战略方向，“反击三号”由此被提上日程。尽管其研制也因工程调整而中断，但技术团队的努力未被浪费，相关技术成果在“东风五号”等项目中得到了实际应用。这种经验的延续体现了中国科研工作对技术积累的高度重视。 1980年代初，由于种种原因，＂640工程＂被迫按下了暂停键。当人们追忆往昔岁月时，不禁扼腕叹息:若非如此，中国在反导防御领域恐怕已跻身世界前列了。但历史没有假设，只有现实。尽管＂640工程＂最终夭折，但它为后来者留下的，是一笔弥足珍贵的技术与人才遗产，是一份百折不挠、自力更生的宝贵精神。 遥想当年，如果＂640工程＂能够一以贯之地持续推进，不被时代的波澜所中断，那么今天的中国在反导防御领域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凭借几代科研人员的接续奋斗，凭借＂640＂精神的感召和激励，我国的反导防御武器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成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领土完整、保障人民安全的坚实盾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