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蒋介石在得知汪精卫到了上海后，便严令军统戴笠派人到上海布置“刺汪”。戴笠受命后，命令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执行这一行刺任务。由于汪精卫在上海起居住行，处处留意，防范甚严，陈恭澍一时难以下手。 不久，戴笠又派原改组分子、时任第四战区少将高参的戴炳星前往上海，伪装投汪，待机下手。戴炳星在汪伪中混了一阵，无缝插针，工作难以进展，便找借口想返回内地，与戴笠另商办法。 有一天，戴炳星向汪精卫建议，说他可以回广东劝说第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张发奎、广东省主席兼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汉魂、第三十五集团军副司令兼六十四军军长邓龙光等人投靠汪伪。 汪精卫考虑到李汉魂、李汉魂、邓龙光等人都是广东籍军人，而与自己又有历史关系，就同意让戴炳星携带汪精卫分别写给张发奎等三人的亲笔信，前往第四战区司令部驻地韶关。戴炳星到韶关后，立刻向戴笠汇报，重新研究刺杀汪精卫的计划。商议后，戴笠加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率精干特务十人，随戴炳星返回上海，伺机完成刺汪任务。 不料，戴炳星、吴赓恕等人到上海不久，在谋刺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的过程中，暴露了身份，遭到“七十六号”的通缉。于是他们不得不分别匿居在法租界。 1939年9月，由于戴炳星的妻子泄露机密，“七十六号”侦知戴炳星的行踪，将他逮捕。“七十六号”特务组织的负责人丁默邨 、李士群并没有马上把戴炳星枪毙，而是将他关在“七十六号”高洋房三楼的优待室里，天天供以大鱼大肉、香茶美饮，待如上宾。目的是想通过戴炳星的关系，与重庆的军统总部联络。经过双方谈判，戴炳星答应丁、李的要求，并致电重庆军统局总部，戴笠回电表示同意。 丁默邨 、李士群在接到戴笠的复电后，非常高兴，给戴炳星过了目，并准备释放他。但是对信细加研究后，发现信上有些字的笔迹比其他字稍粗，而且是混杂在整篇的信中。两人把这些粗笔迹的字连在一起后，惊恐万分，冷汗湿身，这与全信内容截然相反。信的原文是同意戴炳星与“七十六号”实行合作，而粗笔迹字连起来的意思，却是要戴炳星伪装与“七十六号”实行合作，寻机除去丁默邨 、李士群，进而会同军统上海区，摧毁“七十六号”组织。 于是，戴炳星全身被重新详细搜查，从戴炳星的衣服夹层里，搜查出了秘密文件。恼恨至极的丁默邨 、李士群“签报”对戴炳星制裁的报告，周佛海核准，并经汪精卫批准，在这一年年底，将戴炳星枪决。 戴炳星死后，吴赓恕因刺汪任务没有完成，仍千方百计谋求刺汪。吴赓恕到处寻找同伙，伺机钻汪伪政府的空子。吴赓恕得知当年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老同学陈承纶在伪政府的警备司当科员，便约他见面。 见面后，吴赓恕公开自己的军统身份，让陈承纶参与谋刺汪精卫以自赎汉奸身份。因为汪精卫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过教官， 吴赓恕便要陈承纶利用“师生关系”，投靠汪精卫，首先换取汪精卫的信任，然后一步步地做到能自由来往汪的卧室，待时机成熟，找机会将汪精卫除掉。 吴赓恕军统特务的身份，让陈承纶不敢当面拒绝，他口头答应，吴赓恕也大意地相信了。不想， 陈承纶回去后，秘密去见汪精卫，报告了事情的经过。 根据汪精卫的指令，陈承纶又去见了“七十六号”头目丁默邨，丁默邨当即筹划抓捕吴赓恕，让。 吴赓恕是军统的大员，又是谋刺汪精卫的要犯，抓吴赓恕是汪精卫直接下达的命令，如果万一逃跑，丁默邨就无法向汪精卫交代。因为那时“七十六号”要在租界上公开抓人，还是比较麻烦的，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 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租界的不少巡捕人员，大都按月给以津贴，彼此声息相通。因此“七十六号”要到租界捕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交道，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尽快“放笼”（暗中通知），让逮捕对象避开。 凡属军统、中统的一些重要人员，即使来不及“放笼”而被捕获，巡捕房也是事后释放。丁默邨 、李士群生怕这次再蹈覆辙，便想出一条声东击西的妙策。他们先与法捕房联系，进行私下交易，接着又让日本宪兵队下面交涉，但故意把被捕人的门牌弄错。当日本宪兵、“七十六号”特务会同法捕房人员来到故意弄错门牌的那一家时，理所当然见不到要抓的人。 但法巡捕房人员一走，日本宪兵和“七十六号”特务便马上又回头扑向吴赓恕和陈承纶会面的地点，把两人抓了起来。实际上，真地址与假地址相隔只有十多家而已。事后，法巡捕房对“七十六号”与日本宪兵都很不满，但他们推托说手续是完备的，只是弄错了门牌，临时发觉，因时间急促，没有重行会同行动，只好权宜从事了。法巡捕房因人已被抓到，也无可奈何。 吴赓恕被抓后，汪精卫毫不犹豫，亲笔批示“枪决”。于是，上海刺汪的密谋夭折了。 戴炳星、吴赓恕都是军统的骨干特务，有少将军衔，这两人的死可以说让军统局元气大伤。戴笠再想刺杀汪精卫，既缺乏人才也没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