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特务头子毛人凤在上海派亲信毛钟新前往湖北、湖南布置潜伏计划，毛钟新到达湖南长沙后，获悉曾任军统局主任秘书、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在湖南、湖北指导该局工作的军统头目张严佛，正在长沙跟随程潜奔走和平；曾任军统局人事处处长及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的李肖白，曾任保密局湖南站站长的黄康永以及曾任保密局设计委员的任建冰等，都附和张严佛的行动。 毛钟新马上密报毛人凤，毛人凤和张严佛因派系关系，矛盾很深（军统局自戴笠死后，无形中分为广东、湖南和浙江三派。广东派以郑介民为首；湖南派以唐纵、张严佛为首；浙江派以毛人凤为首。他们之间因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 毛人凤得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怒。为了阻止他的保密局（军统）分子产生动摇，经报告蒋介石批准，决定制裁张严佛等人。毛人凤密电毛钟新在长沙物色行动人员，组织一个潜伏行动组，策划暗杀张严佛、李肖白、黄康永、任建冰等人。 毛钟新接到毛人凤的指示后，在长沙找到曾任戴笠警卫的焦玉印，经焦玉印介绍一个湖北籍的叫孙坤的担任潜伏行动组组长，执行暗杀张严佛等人的任务。 当时正是长沙和平解放前夕，孙坤正拟先暗杀李肖白、黄康永二人。而李、黄二人正要离开长沙前往衡阳，行前写了一封航空信给毛人凤，说他们要到重庆或昆明见毛人凤。毛人凤接信后，马上从重庆打电报到广州，让保密局广州办事处长郭旭转告在衡阳的毛钟新，暂缓制裁李、黄。 那时，毛人凤已委任毛钟新兼任保密局广州办事处副处长。毛钟新接郭旭转电后，改命孙坤在长沙潜伏，伺机暗杀张严佛、任建冰。特务孙坤在长沙解放后，与其帮凶刘文蕙等人四处查找张严佛的下落，始终找不到。而任建冰当时任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孙坤曾两次在长沙一条小巷里碰到任建冰，准备下手，但因那条巷太狭小，而且两头都有民兵放哨，假如枪声一响，他们自己也无法逃走，因而改为准备用斧头劈任。不巧任建冰却在特务们准备动手的时候搬了家，特务们一时找不到他的新住址，便只好改变目标，进行暗杀刘人爵。 刘人爵在军统内地位不高，原先并未列入毛钟新暗杀名单之内。长沙解放前夕，刘人爵任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随程潜、陈明仁起义。长沙解放后，刘人爵任长沙警察局局长，孙坤决定暗杀刘人爵。 当时刘人爵住长沙浏阳门正街二十五号，孙坤每日在刘家隔壁的茶馆喝茶，窥视刘人爵的行动。一天，见刘人爵一人回家，孙坤立即偕同其帮凶刘文蕙等，借送报告为名，前往刘家。 刘人爵在楼上客厅接见他们，当刘人爵查阅报告时，孙坤等人对他开了两枪，将其打死，然后迅速下楼，连夜逃出长沙，经湘潭往衡阳，照毛钟新的指示，转往广州，向徐志道负责的保密局报到（那时，保密局分两部分，徐志道负责对外，在广州随国防部行动。该局实际工作仍由毛人凤负责，以台湾为中心）。 徐志道又介绍孙坤到广州办事处找郭旭。那时毛钟新已经前往香港，协助叶翔之暗杀龙云。孙坤向郭旭等人报告了杀害刘人爵的经过后，郭旭当即电告台湾保密局和在昆明的毛人凤，毛人凤随后报告蒋介石。蒋指示国防部发给孙坤等人奖金银圆3000元，并让孙坤等人返回湖南继续潜伏破坏。 毛人凤复电叫郭旭报告参谋总长顾祝同批发，由郭旭领出奖金转发孙坤等人。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人凤指使保密局特务，策划了不少暗杀的勾当。 毛人凤以孙坤是湖北人，对武汉等地情况熟悉，命其将暗杀活动范围扩大到武汉，指示暗杀对象及奖励办法如下： 一、凡杀害解放军师级干部或解放区县长以上干部或起义的蒋军军官、特务分子少将以上的，发给奖金银元5000到20000元，并指示暗杀原军统分子张严佛、任建冰、陈澍、刘人奎、李人士等人。 二、凡杀害解放军团级干部及解放区县长局长级干部，或起义的中上校级蒋军军官和特务分子的，给奖金银圆3000到5000元。 三、凡杀害解放军营级干部或解放区科级干部，或起义的蒋军中级军官及军统分子少校级的，给奖金银圆2000到3000元。 四、凡杀害解放军连级干部或解放区下级干部，或起义的蒋军下级军官和军统分子上尉以下的，给奖金银元1000到2000元。 五、凡杀害解放军高级将领，或解放区高级干部，或起义的蒋军高级将领和高级行政人员的，给奖金银元20000元以上。 六、凡在解放区开枪而暗杀未遂的，经查明后，给奖励银元500到1000元。 郭旭将毛人凤的指示转告孙坤等人，孙坤等人不愿意前往湖南、湖北，广州解放前夕，孙坤等人匆忙由广州经梧州、贵阳逃往昆明。同年11月，毛人凤随蒋介石到重庆后，派人发给孙坤等人旅费银圆2000多元，指示孙坤于四川解放后，潜返武汉进行暗杀、破坏。孙坤提出他在成都有亲友可以掩护，待成都解放后再回武汉。毛人凤允许他们去成都。 四川解放后，孙坤等潜伏特务很快被抓，毛人凤所谓的暗杀及奖励方案，成为几页废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