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2月，张学良给徐世英打电话说：“你马上通知姚锡九，让他把在法学习的全部28名航空学员，全部由准尉提升为中尉阶级。并请姚锡九和学员们讲清楚，回国后不用几年，只要尽忠职守，全都可以提升为少校和中校。”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兼任留法学生总监的东北驻法武官姚锡九，从法国巴黎反映回来一个情况：几个奉系派去的留学生痛殴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湖北某军阀派到法国购买飞机的人员。此人在买飞机期间，常窜到奉系留学生的宿舍里，大肆拉拢。结果，非但没捞到什么，还被几个亲张的留学生饱搋了一顿拳脚。这些留学生还找到法国政府，请求将他驱逐出境。 让张学良担心的倒不在这儿，一个小小的湖北军阀，他是不会放在眼里的。让他担心的是，国军政府驻巴黎的党部，也居然派了一个专人负责经常和奉系派去的留学生联系。 这批1925年由张学良亲自选送出国的学员，就要结束全部训练项目，于明年初起程回国了。现在国内的各派势力全盯上了这批未来的空军新生力量。众目睽睽之下，能不让他心焦。 尤其令张学良烦恼的是，巴黎中文版东方日报馆每天派人给留法的奉系空军学员递送报纸。这些报上不光报道奉系空军学员的学习情况，还号召这些学员不要为军阀卖命。 张学良曾在北京大学欢迎会上讲过：“我绝不争夺权利，绝不愿成为军阀。”然而，实际上这几年他仗并没少打。1925年11月，平息郭松龄的倒戈；1926年年初，讨伐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年9月，又与吴佩孚争夺地盘，现在又要面对北伐军。 张学良越想越烦躁，他刚才让徐世英通知姚锡九提升全部留法学员，是怕落到“为人作嫁”的境地。这些年来，为培养这批飞行员，他没少费心血，东北也没少掏血本。 在1925年初的时候，由张学良从陆军军官中选拔出来的第一批赴法航空学员，毕业回国了。这些学员中有后来的东北空军副司令徐世英。但这批学员大多已过而立之年，飞行技术和战术水平，均因身体条件，受到限制。 张学良接受了教训，同年再次选送学员出国训练时，体格和年龄成了主要的条件。张学良从亲手建立起来的东北军官训练班的一千余名学员中，筛选出28名20岁左右的年轻人，于1925年3月送他们从上海坐轮船出国。 张学良原来的打算是把28名学员，全部送到法国教授方法最新式的毛兰纳航空学校。这个学校交通便利，位于巴黎市内。无奈学校招收学员的条件异常苛刻，尤其是身体，差一点都不成，结果只送去18名。 这个学校使用的教练飞机也是最好的，均为毛兰纳工厂制造：分为风冷旋转式120马力双座教练机和双座180马力重型教练侦察机两种。设置的科目有机械、驾驶、实习、法文等。 余下的十名学员，则送进了法国西南克鲁德亚的高特龙航空学校训练。这个学校设置的科目有机械、战斗、轰炸、无线电联系等。 两个学校学习的时间均为八个月。毕业后，所有的学员都获得了国际航行驾驶证，具有了初级航空人员的水准。 1926年秋，天高气爽，28名学员在法国南部的依斯特陆军航空学校汇集了，集中学习驾驶和战斗。 结业后，又安排了实际战斗见习，全部打点行装，来到里昂，加入了法国正规航空军三十五团的战斗序列。他们在神经和体力上，都承受了轰炸、投弹、瞄准、扫射、空战、无线电联系所需要的负荷，顺利完成了各项实习课目。 1927年年初，香港。从法国驶来的轮船临时靠岸了。准备上船的东北航空处机械处处长徐世英和一个刚刚走下船、悻悻而去的中年男子打了一个照面。这个人就是在巴黎那个和奉系学员常拉近乎的国民党部成员。这次，他居然随船送奉系留法的学员回国来了。一路上，这个人封官许愿，企图拉一些学员在香港下船。 徐世英这次远道来香港迎接，有着张学良代表的特殊身份。这固然表示了对这批学员的重视，而他身负的更重要的责任，却是防止这批学员中途被人拉走。 东北空军的机构演变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紧密相关的。张作霖在世时，东北空军的领导机构先是航空处。1925年，建立了飞鹏等五个航空兵队。其中，飞豹队成立不久，即归张宗昌指挥，驻防济南。同年秋，飞鹏、飞鹰、飞虎等三个队，组成了战时东北空军司令部，张学良兼司令，冯英为参谋长。 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将空军的全班人马撤到关外，将航空处缩编为东北空军大队。这次空军的缩编，是和陆军一道进行的。缩编后，飞鹏等五个队改称为第一、第二、第三，等等，还是五个队。徐世英任大队长，其余各队队长分别是陈鸿陆、姜兴城、葛世民、雷根、聂恒玉。 “东北易帜”后的1930年年初，张学良将东北空军大队改称为东北空军司令部，亲兼司令；原大队长徐世英任副司令；并以军事参议官张焕相驻部，主持日常工作。此次改革，内部组织并没有变。 到1931年时，东北空军已拥有飞机百余架，成为当时国内最雄厚的一支新式空军，南京国民政府的空军都是大为不如。 可是，谁又能想到，这样一支空军力量，却在“九一八”时，毁于一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