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上书说：我已经70岁了，落叶归根，想回辽东老家海城养老，并带属下4300余家，共男女2万余口返回，希望皇上把以前赐给我的房屋、土地仍然给我，以便安插属下这些人员。 公元1673年，已届古稀之年的平南王尚可喜向康熙帝递交了一份请求回乡养老的奏折。这份奏折的背后，牵动着清朝统治的根基。 在顺治年间，清朝为了稳定南方地区的统治，将云南、广东、福建三地分别交由吴三桂、尚可喜、耿继茂三位降将管理。这三位降将在平定南明和农民军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获得了清廷的重用和信任。 三藩的权力源自清廷的特殊授权，他们不仅拥有军事指挥权，还掌握着地方行政和财政大权。清廷赐予他们藩王爵位，允许他们在各自的辖区内＂总管一切事务＂。这种特殊的权力结构使三藩逐渐形成了半独立的割据势力。 在军事实力方面，三藩各自拥有数万精兵，可以自行训练和补充兵员。他们还在各自的辖区内修建城防工事，储备军需物资。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不仅是他们割据一方的基础，也成为威胁清朝中央统治的潜在因素。 三藩的经济实力同样不容小觑，仅税收一项就占据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他们控制着重要的商业贸易路线，征收关税和商税。除此之外，他们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和矿产资源。 康熙继位后，意识到三藩势力过大对中央集权的威胁。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三藩的权力。首先是收回三藩手中的大将军印，这个印信象征着最高军事指挥权。 接着，康熙下令裁减三藩的军队编制，限制他们扩充军事力量。同时，清廷还严格约束三藩军队的行为，禁止他们借势欺压百姓，扰乱地方治安。 康熙十二年（1673年），面对尚可喜的请求，康熙帝展开了深入的时局评估。当时的三藩势力虽然经过前期削弱，但仍然掌握着大量军事和经济资源。 对于尚可喜的请求，康熙首先评估了平南藩的实际情况。广东地区经过多年休养生息，社会秩序已经恢复稳定，商业贸易繁荣。这意味着撤藩不会造成地方动荡。 同时，康熙也密切关注其他两藩的动向。通过情报网络，朝廷掌握了吴三桂和耿精忠的军事部署和政治态度。这些信息成为康熙决策的重要参考。 在军事准备方面，清廷已经在战略要地部署了可靠的将领和军队。这些布局为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做好了准备。中央军队的战斗力和忠诚度都得到了充分保证。 经过慎重考虑，康熙采取了一个重要的策略：同意尚可喜全藩撤离的请求。这个决定看似宽容，实则暗含深意。清廷允许尚可喜带着属下返回辽东老家，保留了他们原有的房屋和土地。 但是，康熙在批准撤藩的同时，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安排：保留广州府的军队，并将其改由广东提督直接管辖。这意味着平南藩的军事力量从此归入中央直接控制。 这个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分离藩属和军队，清廷成功削弱了藩王的军事实力。同时，保留驻军又确保了地方安全，防止出现权力真空。 康熙的这一决策立即引起了其他藩王的强烈反应。吴三桂和耿精忠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试图判断朝廷的真实意图。他们担心这是清廷开始全面削藩的信号。 为了试探朝廷的态度，吴三桂和耿精忠也相继提出了撤藩的请求。但他们的真实目的并非归隐，而是想要观察朝廷的反应，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 康熙对尚可喜撤藩请求的处理，在南方各省掀起了巨大的政治风波。吴三桂和耿精忠迅速意识到清廷正在逐步推进全面撤藩的政策。他们开始秘密联络，商议对策。 吴三桂首先采取了试探性的行动，向朝廷提出撤藩申请。这个举动表面上是效仿尚可喜，实则暗藏玄机。耿精忠也紧随其后，提出类似请求。 在等待朝廷回应的同时，吴三桂已经在暗中部署叛乱计划。他派出使者联络台湾的郑经，试图建立反清联盟。同时还向湖南、四川等地的旧部发出密令，要求他们准备响应。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形势急转直下。吴三桂在云南公开宣布反清，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他打出恢复明朝的旗号，试图争取更多支持。 叛军的扩张速度令人震惊。吴三桂利用多年经营的人脉网络，很快就在湖南、四川等地建立了据点。各地响应者络绎不绝，一时间声势浩大。 在这场动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原本被吴三桂安插在各省的心腹。这些人多年来潜伏在重要岗位上，此时纷纷揭竿而起。他们熟悉当地情况，掌握军事资源，成为叛乱快速蔓延的重要推手。 叛军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首先控制西南地区，然后向东向北扩张。他们占领城池后立即建立军事管理体系，征调物资，补充兵员。 这场叛乱最终演变成清朝建立以来最大的内乱。从云贵高原到长江中下游，从岭南到川陕，大片国土陷入战火。清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