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国民党上将孙震带着五百两黄金飞逃台湾，临走时将部队指挥权交给了侄子孙元良。孙元良召见手下开会，叫嚣说：“打，必须打下去。” 不久前，川鄂边区绥靖主任孙震逃到成都，他见大势已去，走了顾祝同的关系，从“国防部”领取了三千两黄金。 孙震拿到黄金后，留了五百两，分给绥署主要军官的眷属五百两，剩下的都给了十六兵团司令官孙元良，让充作军费。 蒋介石在逃离成都前夕，将有“御林军”之称的“国防部警卫团”，扩编为60师，原警卫团长董兆均任师长，该师组建后，划给川鄂边区绥靖公署节制。 孙震本来找了一架小飞机，要带着家人离开，但在人劝说下又放弃。等到蒋介石、顾祝同等大员相继逃离成都后，孙震又想离开，但发现搞不到机票。 就在这时，和孙震交好的川军将领杨森，带着新婚姨太太来到孙家，告诉孙震说已包租了一架运输机，邀请一同离开。 杨森的家人之前已分批离开，这次走的时候，只有杨森和姨太太，外加副官、卫兵各一人，由于空位还很多，孙震将成都的家人都带走了。飞机将起飞时，孙震见还有两个空位，征的杨森同意后，将绥署秘书长陈宗进夫妇也带走了。 孙震走时留下手令，绥署事务由副主任董宋珩代理，为了加强十六兵团的力量，将绥署直属的60师，划归孙元良指挥。这样一来，董宋珩名义上是绥署的代主任，但部队指挥权掌握在孙元良手中。 孙元良野心勃勃，提出绥署、十六兵团部合署办公，摆明是要架空董宋珩。孙元良派人向绥署人员散布消息，说：“绥靖留存不久了，不想干的，可到兵团部领取遣散费，晚去的钱就发完了。” 孙元良虽是四川人，但却是黄埔一期生，老蒋的嫡系将领，平日骄横跋扈，和兵团的部队长大都处的不好。十六兵团的41军、47军，主要军官都是孙震的老部下，孙震在时可以压服的住，孙震走后，孙元良自是难以驾驭了。 41军、47军的部队长，由兵团副司令曾甦元带着，去见董宋珩，询问出路。 董宋珩向众人坦言，在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时，他就秘密前往，和解放军派去彭县的代表取得了联系。 鉴于孙元良的顽固，董宋珩让众人回去后，先把部队牢牢掌握住，等时机成熟后，发起起义。 12月19日，胡宗南下令十六兵团向成都集结。孙元良召集将领开会时，曾甦元说：“兵团各部尚很分散，不如到广汉集中后再说。” 孙元良大怒说：“广汉到成都不过百里，能去广汉，为何不去成都，曾副司令，你这是要投降吗？不能投降，打，必须打下去。” 41军军长张宣武插话说：“曾副司令也是为大家好，听说胡长官要把李文兵团等部撤往西昌，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成都，不是当炮灰吗？” 张宣武说完后，其余将领们也都纷纷表示，不愿给胡宗南当“替死鬼”。 孙元良见除了他，无人愿意去成都，尴尬的说：“胡长官不是还没走吗，不去成都，去哪里呢？” 张宣武说：“先去什邡吧，那里可进可退。” 孙元良脸色阴晴不定，犹豫了许久后，这才很不情愿的同意了。 第二天，当十六兵团主力向什邡开拨时，孙元良又后悔了，他在广汉的临时兵团部摆下几桌饭，邀请了绥署、兵团的主要军官。但直到下午，除了孙元良几个亲信外，其余受邀者都未来。孙元良大发雷霆，不住地说上了曾甦元的当。? 21日夜，41军、47军先后在绵竹、什邡地区集结完毕。这时，孙元良气势汹汹的带着由“国防部警卫团”改编的60师，乘坐五十多辆卡车，来到了什邡城外。 董宋珩一面让47军在城外摆好了迎击姿态，一面派人给孙元良送去一封信，大意是41军、47军已决定起义，看在昔日的同僚之谊上，让孙元良速速离开。 60师官兵，之前是老蒋的“御林军”，名气很大，装备也精良，但却没有一线作战经验，孙元良也清楚这支部队“绣花枕头”的本质，真要和47军交手，是讨不得便宜的，只得下令撤回广汉。 回到广汉后，不死心的孙元良，召集兵团部、60师的团以上军官开会，提出拉着剩下的人马到懋功大山去。 60师的一个团长说：“大雪封山了，这么多人上山，又无补给，不被冻死也饿死了。” 60师师长董兆均反对说：“千里行军，等到了目的地，恐怕剩不下多少人了。” 孙元良说：“不需要有多少人，能有二、三百干部就行，去了后就地扩充部队。" 军官们一脸难色，都不愿意跟着孙元良走。孙元良见状，只得无奈的宣布散会，然后拿着兵团部开具的通行证，乘车逃往成都。 12月25日，由董宋珩领衔，川鄂边区绥署及十六兵团官兵，在什邡通电起义。 成了光杆司令的孙元良，留在成都无人理会，虽多方奔走，却搞不到去台湾的机票。成都解放前夜，孙元良溜出城外，藏在一户农家。 1950年1月初，孙元良伪装身份后，离开四川，之后辗转去了香港。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后，孙元良跑去台湾，虽未受到老蒋惩处，但也被弃用，此后淡出了人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