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一天，国民党上将卫立煌在香港街头闲逛时，听见有人说：“这不是卫立煌吗？”卫立煌忙对家人说：“不要回头，一回头反而被人家认清了。” 一年前，卫立煌趁着看管松懈，乘车悄然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到上海暂住几日后，卫立煌带着家人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 由于蒋介石对卫立煌的“查办”并未结束，卫立煌到香港后，深居简出，以读书看报来打发时间，为了隐藏行踪，他用化名租住了一处房子。 1949年9月的一天早上，卫立煌带着妻子韩权华出去闲逛，下午回来时，从家人口中得知，中午时分有两个客人来访。 卫立煌在香港的住所，知道的人很少，来访者肯定是熟人，当卫立煌向家人询问来访者的样貌时，家人说：“一个蓄着卫生胡，一个方面大耳，个子很高，方面大耳的还写下了地址，让你可以去找他。” 卫立煌笑着说：“蓄胡子的是贺耀祖，方面大耳的是杨杰。” 贺耀祖资历很深，二次北伐时就是军团长，还当过侍从室一处主任兼军统局长等要职。杨杰是民国有名的军学泰斗，有人将他和蒋百里、白崇禧、刘斐称为国民政府的“三个半参谋长”，不过刘斐一直不认可这个说法，毕竟他不愿被归为“半个参谋长”。 贺耀祖和杨杰，曾颇得老蒋信任，后来两人都因不满老蒋所为，与之渐行渐远。贺耀祖和卫立煌到香港的时间差不多，两人多有往来。杨杰则是刚到香港没几天，因此，在得知杨杰到港并留下地址后，卫立煌当即去找这个已许久不见的好友。 卫立煌到了杨杰的住所后，被佣人告知人还未回来，卫立煌便写了一张纸条，说他晚上在家，杨杰可过来一叙。 杨杰当天在贺耀祖的陪同下，去见了好几个在港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回到住所后，已是傍晚，他看了卫立煌留下的纸条后，准备休息一会后，就去赴约。 正当杨杰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之时，传来敲门声。佣人开门后，门外的两个人说：“我们是杨先生的朋友，有事来找他。” 佣人不疑有假，将两人放了进来。杨杰见是两个陌生的面孔，正要发问，其中一人主动说：“我们是云南商会的，有事经过香港，商会负责人让我给你捎封信。” 杨杰听到是家乡商会的来信，便拿过信件拆开要看，这时，两个来人突然掏出手枪，对着杨杰的胸口就是几枪。杨杰应声倒地后，两个人对着又补了几枪。 这两个人并不是云南商会的，而是特务头子毛人凤派来的杀手。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杨杰，因一时不慎，惨遭特务的杀害。 杨杰的死讯传来后，卫立煌悲痛之余，既震惊又后怕，震惊的是，杨杰早年替老蒋出谋划策，立下不小的功劳，却遭此结局，让人扼腕痛惜；后怕的是，行刺杨杰的杀手，很显然是提前潜藏住所周围的，若卫立煌去的时候，碰巧杨杰在家，那就被杀手给一锅端了。 贺耀祖在和龙云、黄绍竑等人离开香港，北上参加政协会议时，曾邀请卫立煌同往。 卫立煌很是矛盾，考虑再三后说：“蒋先生对我的处分还没有撤销，东北丢失的责任由我背着。我若走，欲加之罪反倒坐实了。我肯定是要回去的，但还不是时候。” 此外，卫立煌心中也有顾虑，认为自己既不像傅作义、程潜那样，切实做出了起义的举动，在贺耀祖、龙云、刘斐等44人在香港联合发布起义通电时，也婉拒了在通电上签字，缺乏实际的表现。 卫立煌对跟随到港的副官柴生春直言说：“老柴啊，我真想回去。但真心没有事实表现，怕得不到谅解。” 此后，卫立煌更加谨慎，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露面，不过，他家中倒是时有客人来访，像余程万、张继鹏、牟庭芳、潘裕昆、彭鄂等在港的黄埔将领，时常相约来卫家聊天。 有一次，有人在街头认出了卫立煌，卫立煌也不应声，拉着家人从另一个方向离开。 在龙云等国民党元老相继北上后，老蒋坐不住了，担心卫立煌也步后尘，便派吴忠信去香港，以好友的身份，劝诱卫立煌去台湾。 吴忠信对卫立煌说：“蒋先生让我转告你，只要去台湾，继续保留二级上将的待遇，并会给你安排相应的职务。” 吴忠信叹气说：“你因承担东北丢失之责，被软禁后，我一直很内疚，蒋先生在这件事上，确实不对。” 卫立煌追问道：“像蒋先生那样虚伪的人，你一生见过第二个没有？” 吴忠信自知理亏，和卫立煌聊了一会家常后，告辞离开。在吴忠信劝说无果后，老蒋又派郭寄峤、赵家骧等卫立煌的老部下前来劝说，郭寄峤、赵家骧清楚老蒋的为人，到港后只是和卫立煌叙旧，并不认真的劝说，在待够时间后回去交差了事。 1955年3月，卫立煌夫妇在香港地下党的帮助下，悄然来到澳门，然后从澳门坐船到了广州。途中，韩权华问卫立煌这个时候回去，是不是晚了一些，卫立煌笑着说：“不要紧，革命不分先后。” 4月，卫立煌夫妇来到北京，受到隆重的欢迎，这个曾经的国民党上将，迎来了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