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美国知名作家斯诺踏上延安这片土地进行深度采访时，被眼前的一幕幕深深触动：毛主席居住在简陋至极的窑洞之中，周恩来躺在朴素无华的土炕之上，彭德怀则身着一件由缴获的降落伞巧手改制而成的背心……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了斯诺的心灵，让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那股不可磨灭的“东方魔力”，并斩钉截铁地宣称，这股力量正是引领国家走向兴盛的“兴国之光”。斯诺所赞誉的“东方魔力”与“兴国之光”，实则就是我们党一脉相承、历久弥新的艰苦奋斗精神。 回溯1935年长征的艰难岁月，红军在穿越草地时面临重重困难，面对无垠的沼泽与泥潭，毛主席以史为鉴，借古喻今，提到三国时曹操“望梅止渴”的故事，鼓励将士们将眼前的草地想象成即将到达的平原，以坚定的信念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克服一切艰难险阻。 毛主席的这一决策无疑是英明神武的。在长征的关键时刻，他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一战略举措对于后续的革命形势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一步的果敢行动，就不可能有一年之后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胜利大会师。倘若没有这次北上，一、二、四方面军被困于藏民区的贫瘠之地，其命运或许将是灭顶之灾。 历经曲折，四方面军终于在1936年10月10日抵达陕北。在毛主席的坚持与领导下，红军三大主力历经千辛万苦，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在陕北胜利会师，开启了新的战斗篇章。在这一过程中，毛主席展现出了高超的运筹帷幄之才，他巧妙地运用了瞒天过海之计，在不透露真实意图的情况下，既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又有效地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可谓一举两得，充分彰显了他的灵活应变与深谋远虑。 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但在当时，并非所有人都对会议成果感到满意。一些人认为会议对“左”倾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仅停留在军事层面，未触及政治问题的核心，似乎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尾巴。然而，这看似不完美的决策，实则是毛主席深思熟虑、精心布局的一招妙棋。 面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初期，部分党员在国民党金钱诱惑与酒色腐蚀下信念动摇、腐败滋生的严峻考验，毛主席挺身而出，领导全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他振臂高呼，号召全党同志及全国人民以先进人物为榜样，学习他们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共同培育出那份坚韧不拔、勤俭朴素、蓬勃向上的延安精神。毛主席还细致入微地总结了延安的“十个没有”，从为官清廉到民风淳朴，从社会风气到精神状态，无一不彰显着这片革命圣地的纯洁与高尚。 当解放战争的硝烟弥漫，蒋介石将矛头直指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时，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难局面，有人劝毛主席撤离陕北以保安全。然而，毛主席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留下，以他的坚定身影稳定军心、民心，牢牢把握住大局的脉搏。这一抉择，不仅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牺牲精神的最好诠释，更是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 在战争的烽火中，毛主席将哲学视为认识世界的钥匙。他批判性地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思想精华，对战争的本质、规律进行了深入剖析，尤其是创造性地融合了先秦诸子丰富的辩证法观念，为革命战争注入了哲学的智慧。 毛主席对老子《道德经》中“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深刻哲理进行了批判性吸收，用以阐述战争中优劣、好坏之间的相互转化，揭示了战争形势的复杂多变。同时，他以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智慧和魏徵“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政治洞见为基石，强调在军事决策中必须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战略眼光。 在实际斗争的惊涛骇浪中，毛主席更是将矛盾转化原理运用得炉火纯青。长征途中，他引用《孙子兵法·九地篇》中的“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激励红军在绝境中寻找生机，成功突破敌人的重重围剿。他对“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格言进行了深刻阐释和创造性发展，将其提升至知行合一的高度，使之成为指导革命战争的重要原则，享誉世界。 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征途中，毛主席总是善于创造条件，促使矛盾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大革命失败后，他力主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虽然毛主席未曾直接引用《司马法》中的“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但他制定的战略方针——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无疑与这一古代兵法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