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生气地对胡耀邦说：“你说得好听！包产到户就是分出单干，如果不坚决制止，放任自流，沿着这条路滑下去，人心一散，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会丢失。包产到户调动出来的积极性，是农民个体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胡耀邦说：“此一时彼一时，要想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的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纪登奎曾问胡耀邦：中国农民单干了几千年，实践证明，这条路走不通，试验单干有什么意义？包产到户实际上是鼓动单干，只对富裕农民有利。胡耀邦说：生产关系的变革要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上，既然延续了几千年，自然有它内在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并不只追求分配公平，更要追求共同富裕，先让一部分富起来，总比大家都困难好，万事都有一个过程，说不定以后又合作起来了呢。”由于胡耀邦、万里等人的支持，全国的农业形势好转，干部和广大农民觉得很轻松、很舒畅，曾严肃批评包产到户的纪登奎也客气多了。 1963年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自然灾害席卷大寨。百年难遇的暴雨连续肆虐了七天七夜，大寨合作化以来十多年辛苦整修的土地被洪水无情地冲垮，70%的社员房屋毁于一旦，庄稼全部倒伏在浑浊的积水中。面对这场毁灭性的打击，大寨的部分干部和社员情绪低落，压力山大，有人甚至认为恢复无望，主张向国家寻求更多的援助。然而，以陈永贵为首的大寨党支部却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坚定地提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社员口粮不少、劳动日分配不少、卖给国家的粮食不少，同时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灾斗争中，大寨党支部坚持“先治坡后治窝”的原则，采取分工负责、分线作战的策略，苦干、实干、硬干、巧干了整整两个多月，才将冲毁的庄稼重新扶起，将冲塌的房屋修缮一新。到了秋天，大寨的粮食平均亩产竟然达到了745斤，总产量更是达到了42万斤，向国家交售了24万斤粮食。除留足种子、饲料外，社员人均口粮仍有400斤；农林牧副业总收入达到了6600多元，人均分配83元，劳动日分值也达到了1.1元。加上储备粮，社员们的生活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从而实现了“三不要三不少”的誓言。更为宝贵的是，在这场斗争中，大寨人民还总结了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了大寨人不断前进的动力。 而今再上大寨，远眺狼窝掌，那是一片物产丰饶、庄稼郁郁葱葱的沃土。关于狼窝掌名字的由来，因年代久远，我已无法细细追溯，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曾是一片荒凉贫瘠之地，否则，大寨人民也不会历经三次艰苦卓绝的战斗，誓要将其改变。 有位游客曾说，狼窝掌原来竟是如此易于治理的地方。诚然，如今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平坦肥沃的景象，然而我们所见的，是历经艰辛治理后的成果，是如今的米粮之仓。回想起“愚公移山”的壮丽篇章，那平坦的土地令人心潮澎湃，而“移山”背后的艰辛与那不畏艰难险阻、战天斗地的精神，更应激发我们的敬仰与效仿。 大寨人民在山上筑坝蓄水，在山谷间架设渡槽引水，在林间地头推广节水灌溉。据大寨的介绍资料记载，这个曾经水源匮乏的地方，经过全面的综合治理与大兴水利建设，已在虎头山上建起了总容量达7000立方米的6个蓄水池和蓄水6万立方米的小水库，还修建了长达320公里的杨家坡水库饮水干渠，以及7.5公里的郭庄水库引水干渠。此外，他们还安装了1.5万米的地下喷（滴）灌管道，配备了3套提水设备和450个各种控制阀，使得420亩的土地得到了灌溉，果园也实现了滴灌。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深井的钻探成功，大寨人民的生活用水也有了坚实的保障。 早在1964年，华西村就制定了雄心勃勃的15年规划，提出了实现“五个一”的奋斗目标：干部要有一个团结奋斗的好思想；要开好一条排灌两用的华西河；要建好一大片稳产高产的良田；要实现“三熟”亩产一吨粮；要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时，华西村的几百亩土地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大大小小的田块竟有1300多块，最大的田块也不过3到5亩，而最零碎的田块仅有几分地。高处与低处相差悬殊，要把这些高低不平的旧地整治好，其难度可想而知。那时，华西村还没有推土机、拖拉机、翻斗车等现代化机械，全靠村民们的一副肩膀两只手，去移土岗、填死浜、平低洼。就这样，在华西村党支部的带领下，村民们日夜奋战，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提前实现了“五个一”的奋斗目标。 十年的艰苦奋斗，虽然使土地变平、粮食增产，但华西村的面貌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贫困落后的状况依然存在。农村致富之路究竟在何方？华西人继续着艰难的探索。在那个以粮为“纲”、动辄就被扣上“割资本主义尾巴”帽子的年代，华西人实事求是、敢想敢干，勇敢地迈出了致富的第一步——他们悄悄地办起了五金厂，当年就收入了五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