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大特务徐远举准备逃走，他从沈醉手中拿过通行证后，长出了口气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到时降几级，说成是下级军官，比将军更吃得开。” 1949年的昆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节节逼近这座云南省会城市。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曾经叱咤风云的军政大员们，此时却慌了神，四处逃窜。 他们当中，就有三个臭名昭著的大特务——徐远举、周养浩和沈醉。这三位国民党特务头子，可谓是军统系统的＂明星＂，个个罪恶滔天。如今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聚在一起，商讨着逃命的计策。 ＂老弟，事到如今，咱们的路可不好走啊。＂徐远举一边抽着烟，一边对沈醉说。沈醉也是愁眉不展，他清楚，一旦被解放军抓住，自己必然难逃一死。 周养浩倒是显得镇定些，他一门心思盯着昆明机场，寻找逃脱的机会。＂二位，与其在这里干等，不如我们分头行动。＂周养浩建议道，＂徐兄可以想办法弄到通行证，改头换面混出去。我就在机场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搭上飞机。＂ 徐远举听罢，眼前一亮。他转头看向沈醉，意味深长地说:＂老沈，你在云南地界，关系网可不小。给兄弟弄几张通行证，帮个忙呗？＂ 沈醉叹了口气，他虽然权势日下，但还不至于什么都办不了。于是，他答应了徐远举的请求，去想办法搞来通行证。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大军面前，国民党溃不成军，丢盔弃甲。徐远举、周养浩、沈醉这些特务头子，也终于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 曾几何时，他们凭借군统的权势，在大陆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但现在，他们却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对于他们这些民族罪人，人民群众恨之入骨。 战局已定，大势已去。徐远举心里明白，自己恐怕难逃一劫。他决定孤注一掷，从沈醉那里弄到通行证，冒充下级军官逃之夭夭。 周养浩也心急如焚，他寻思着混上一架飞机，飞到香港或者台湾。至于沈醉，他还想垂死挣扎，凭借自己的关系网，在云南苟延残喘。 1949年12月9日，昆明城里风声鹤唳。就在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大特务摩拳擦掌，准备逃之夭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昆明发动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起义。国民党反动派腐朽的统治，就此土崩瓦解。 群众的力量，真可谓蔚为壮观。工人、学生、市民，一呼百应，倾巢而出。他们手持铁锹、木棍，浩浩荡荡走上街头，堵截要道，围剿国民党残部。人民，这个曾经被欺压、被剥削的群体，终于站了起来。 消息传来，徐远举如坠冰窖。他慌忙跳上一辆吉普车，妄图混出重围。然而，车还没开出多远，就被昆明警察厅的民警拦了下来。徐远举，这个军统特务头子，就这样灰溜溜地缴械投降。 周养浩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他本想从昆明机场逃走，却没料到，机场早已被解放军控制。周养浩想跑，却插翅难飞。最后，他只得乖乖就范，束手就擒。 至于沈醉，这位老奸巨猾的特务头目，居然想凭借自己的关系网，在云南苟延残喘。可惜他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共产党的决心。沈醉最终落网，沦为阶下囚。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徐远举、周养浩、沈醉，这三个在国民党统治下为非作歹的家伙，终于伏法了。 三个大特务写下了一篇篇忏悔书，交代自己的滔天罪行。他们心惊胆战，等待着审判的结果。在他们看来，自己恐怕难逃一死。毕竟，他们犯下的罪，实在是罄竹难书。 可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共产党对他们的态度，却出奇地宽大。没有私刑，没有逼供，更没有林林总总的酷刑折磨。共产党要做的，是依法审判，文明改造。这一点，和国民党的做法，可谓是天壤之别。 从重庆白公馆到松林坡新监狱，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三个大特务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是不可一世的＂特务之王＂。可如今，他们却沦为阶下囚，在人民政府的管教下，开始了改造的新生活。 令人惊讶的是，松林坡新监狱的条件，远远超出了三人的想象。他们本以为，自己会被关押在阴森恐怖的地牢里，受尽非人的折磨。可事实上，新监狱的环境干净整洁，伙食也十分可口。狱警对他们，也不再是呼来喝去，而是以礼相待。 这一切，无不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政府对战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要感化、改造这些曾经误入歧途的人，而不是单纯地惩罚和报复。 徐远举、周养浩、沈醉在新监狱里，接受了系统的思想教育。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渐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他们参与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渐渐地，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真心悔过，决心重新做人。 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中央政府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对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这个消息，对于徐远举、周养浩、沈醉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惊喜。 然而，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三人却未能入选。接下来的第二批、第三批特赦，徐远举屡屡落选，但他并没有气馁。在每次战犯集会上，他都代表全体战犯，发表真挚的感言，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 1973年，徐远举因病去世，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