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写道：不能设想那时如果没有周恩来，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干部给一定的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彭真说：‘我认为周恩来想起了孩提时所崇拜的英雄人物，那就是韩信。周恩来自己在1928年也说过，为了革命可忍辱负重吗？’”他牺牲了自己，牺牲自己的荣誉和声望。但是他挽救了很多人。经济专家陈云说：‘没有他，局势将会变得更加无法收拾’。‘他与人民风雨同舟。他作出过最困难的决定，而且是他独自一人作出的。 时间跳转到1914年金秋十月，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敬业乐群会会刊《敬业》创刊号如一颗璀璨新星，赫然问世。这份刊物不仅承载着知识的重量，更凝聚着青年周恩来的智慧与热情。它前后共出版了六期，期间，周恩来以“飞飞”、“翔宇”、“恩来”等多个笔名，如同一位文学界的游侠，在该刊上挥洒自如，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与文章。创刊号上，他的小说《巾帼英雄》与《射阳忆旧》便如两颗明珠，熠熠生辉；诗作《春日偶成》则如春风拂面，温柔细腻；与人合撰的《本会成立小史》更是记录了社团初创的点点滴滴；而为另一位同学的讽刺小说《郭视学》所撰写的“编后语”，则彰显了他敏锐的洞察力与幽默的笔触。 在周恩来的精心策划与不懈努力下，《敬业》杂志的影响力日益扩大，至第三期时，校内销量已突破千份大关，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每一份杂志的流传，都伴随着读者们由衷的赞叹与敬仰。周恩来，这位年轻的编辑，正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社会活动能力，逐渐走向成熟，他的才华与领导力，如同初升的太阳，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17年夏天，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校长张伯苓，这位慧眼识才的教育家，对这位得意门生充满了期待，建议他远赴重洋，去美国那片自由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深造。然而，周恩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终决定选择邻国日本作为自己的留学目的地。 这一决定背后，有着他深思熟虑的考量。一方面，日本与中国地理相近，路费相对节省，且清末中日政府间签订的代培协议，为他提供了官费留学的机会，这对于家境贫寒、资金有限的周恩来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普遍认为，中日两国在清末时期有着相似的国情，都曾遭受外来侵略，闭塞落后。而日本通过积极向西方学习，迅速崛起，成为强国。对于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周恩来来说，日本的成功经验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希望通过学习日本的先进经验，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 周恩来的一生，是俯首为民的一生。他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甘愿做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的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常说：“我是人民的总理，是人民的公仆。”这句话，不仅是他对自我身份的定位，更是他一生行为的准则。在三年困难时期，面对粮食短缺、人民生计艰难的困境，周恩来挺身而出，担任起全国战胜灾荒的“总指挥”。他每周多次召开会议，商讨解决粮食问题，为人民的温饱操碎了心。经过不懈的努力，粮食产量终于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也实现了大幅增长。周恩来的无私奉献与高尚品德，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而另一位历史人物彭德怀，他的革命生涯同样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彭德怀在家中接到了一位自称是张匡的青年的来访。这位青年，实则是中共南华安特委派来的使者。张匡对彭德怀及一团反对成立清乡委员会的行动表示了赞许，但同时也指出了行动过于暴露的弊端。这次会面，再次点燃了彭德怀心中加入共产党的渴望。在张匡的指引下，彭德怀不仅得知了段德昌的下落，还通过一系列精心安排，成功地将段德昌接到了南县乡下养伤，并派军医为其治疗。不久之后，张匡带来了好消息——段德昌同意介绍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消息让彭德怀激动不已，他与张匡热烈握手，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与感激之情。 1950年的那个秋天，彭德怀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紧急召回北京，参加了一场关于是否出兵援朝的会议。在会议上，彭德怀更是以掷地有声的话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虽然国内军民都渴望和平生活，但如果现在不打，等到三五年后美国发动侵华战争，我们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工业基础将被毁于一旦。而且，中国的重工业建设至少需要三五年的时间，陆军、空军的装备在短时间内也无法得到显著提升，更不用说海军了。因此，迟打不如早打，出兵援朝是必要的。即使打烂了，也不过是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而已。彭德怀的这种超常思维与坚定立场，最终促成了大家做出了出兵参战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