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汛期，洪水洪水直逼武汉，吴国桢跪在汉口警备司令叶篷面前，请求警备部队参与救灾，叶篷断然拒绝，命令士兵撤下大堤。 1935年的长江流域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连续数周的降雨让长江水位节节攀升。当时的汉口作为长江中游重要港口，地势低洼，一旦发生洪灾后果不堪设想。 汉口地区三面环水，北靠汉江，东临长江，南有长江支流，是典型的江城地貌。这样的地理位置在平时带来了便利的水运条件，但在汛期却成为了最大的隐患。 长江、汉江两条大河在此交汇，加上上游来水凶猛，使得汉口地区的水位远超警戒线。当地的防汛设施主要依靠张公堤和姑嫂树大堤，这两道堤防是保护汉口的生命线。 此时的汉口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商贸中心，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城内的80万居民，数千家工厂企业，大量的粮仓货栈，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 汉口市长吴国桢在发现险情后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在市政府内成立防汛指挥部。他调集了市政人员、警备部队和民间力量，组建了一支上万人的抗洪队伍。 为了确保指挥及时有效，吴国桢将指挥部设在了大堤之上，这样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水情变化。各路媒体也纷纷到达现场，报道这场与洪水的殊死搏斗。 在最初的抗洪工作中，警备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最有组织、最有纪律的队伍。数千名士兵日夜轮班，加固堤防，处置险情，成为了抗洪的主力军。 当地的工人、商人也都自发参与到抗洪工作中来，有的运送物资，有的填装沙袋，有的巡查堤防。全城上下形成了军民一心的抗洪局面。 各大报社派出记者24小时跟踪报道抗洪进展，《大公报》、《申报》等主流媒体都在头版刊登相关新闻。这些报道让全国民众都关注到了汉口的险情。 在抗洪工作进行到关键阶段时，一个意外的插曲打破了抗洪现场的协同局面。各大报纸的报道中，频繁出现吴国桢市长的名字和照片，对他带领民众抗洪的事迹进行了大量报道。 这些报道引起了汉口警备司令叶篷的不满，作为军事主官，他认为自己指挥的部队在抗洪中付出了巨大努力。媒体的偏向性报道让原本就以暴躁闻名的叶篷感到颜面尽失。 在当时的政治体系中，地方政府和驻地军队都有各自的指挥系统。军队虽然在行政上要配合地方政府工作，但在人员调动上却有相对独立的指挥权。 叶篷在军界素有威名，此前担任过湖北军阀夏斗寅的部下，一向以刚愎自用著称。这次媒体的偏向性报道，成为了他与地方政府决裂的导火索。 一个雨天的早晨，叶篷突然下令，要求所有参与抗洪的警备部队立即撤离。这个命令来得突然，在场的救灾人员都没有防备。 此时正值大堤最危险的时刻，一旦警备部队撤离，不仅会造成救灾力量的严重不足，更会打击其他救灾人员的士气。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吴国桢立即赶到叶篷的指挥部。 吴国桢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在美国留过学的知识分子，平日为人谦和，但此时面对危急情况，他放下了所有的身段。在叶篷面前，吴国桢双膝跪地，恳求警备部队留下来继续参与救灾。 这一跪不仅代表着他个人的请求，更代表着80万汉口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然而，叶篷却对这一跪无动于衷，仍然坚持让部队撤离。 在军政体系中，地方行政长官向军事主官下跪，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的事情。这个场景也成为了后来人们谈论这段历史时，最为感慨的画面之一。 当时在场的救灾人员都被这一幕震惊了，一个市长为了保护市民的安全，放下所有的面子和地位，当众下跪求援。但这种大义却未能打动叶篷的心。 军民协作的局面就这样被打破，警备部队的撤离给抗洪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这个时刻，不仅考验着在场每个人的责任心，也考验着整个社会的道德良知。 在警备部队撤离后，吴国桢立即向时任军事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的张学良求援。张学良接到求援电话后，迅速做出反应，亲自驾驶飞机赶往汉口。 从空中俯瞰，张学良清晰地看到了汉口面临的险情，湍急的江水已经漫到了堤坝顶部。这次的空中勘察让张学良深刻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他立即调动军队火速增援汉口。 新调来的部队很快就投入到了抗洪一线，他们带来了充足的物资和装备。这支生力军的到来，极大地提振了现场救灾人员的信心和士气。 通过军民协作，终于将这场重大险情化解，保住了汉口8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次抗洪的经验教训，也为后来的防汛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场抗洪救灾行动对参与各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吴国桢因其在抗洪中表现出的责任担当和为民请命的精神，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而叶篷的命运则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选择了投靠汪精卫伪政权。在抗战胜利后，叶篷因汉奸罪被处决，成为了历史的反面教材。 这次抗洪经历对吴国桢的仕途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后来又相继担任了重庆市长、上海市长等重要职务。在其从政生涯中，始终保持着为民服务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