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手经常自称代表毛主席问候群众，在接见群众时，她一天不知说多少次：“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据旗手最后的一位护士长马晓先说，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几天，她到小靳庄还跟群众说：“我是代表主席来的，代表主席向你们问好！主席身体很好，我是主席批准才来的，你们想想主席不批准我能来吗？”――而事实上毛主席明明说了：江“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旗手仍然这样说。那次在小靳庄，她还叫邢燕子、侯隽两人代表青年给主席写信，并说：“你们在信封上写旗手同志转交主席就可以了。”特意让人觉得她说的真实。 她一直不了解毛主席，总是和他背道而驰。 毛主席节约思想的形成，深深植根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独特土壤和中国革命的特殊历程之中。近代中国，如同一幅暗淡无光的画卷，经济命脉被外国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紧紧扼住，无产阶级生活在“一穷二白”的困境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烽火中，毛主席早早地就发出了警醒：“在白色势力的重重包围下，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匮乏，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红军既要打仗，又要筹措军饷，这实在值得每位党员深思。” 由于共产党的根据地主要分布在经济贫瘠、物资匮乏的农村和偏远山区，加之反动势力的残酷围剿和严密封锁，使得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异常艰难。共产党只能依靠自给自足、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来支撑战争的持续进行。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解放战争的胜利虽然为共产党带来了新的希望，但国民党留下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物资极度匮乏的烂摊子。面对中国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的国情，共产党要想迅速而顺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 当国军的第二次“会剿”来临之际，毛主席再次运用了“围魏救赵”的经典战术，他坚信敌人会跟着他的节奏走，不会留在闽西。基层的同志们虽然半信半疑，但毛主席却信心满满地告诉他们：敌军一定会跟着我们转，闽西是安全的。与第一次下井冈山时相比，毛主席的把握更大了。 回师赣南的决策果然奏效，敌人被成功调离闽西。一切都在毛主席的掌控之中。此时，毛主席开始着手推进土改工作。他发现，尽管土改是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路线，但身边的军人同志们对此并不热心。老百姓对红军分地的举动也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认为分地不如打土豪来得实惠。面对这种局面，毛主席没有选择等待。他深知，虽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正确的规划却需要从一开始就构思好大框架。土改作为他政治家的核心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 此时，毛主席手握大权，他的思想得以在红军控制的范围内全面实施。分田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这一次，大量的农民被紧密地绑在了革命的战车上，规模远超之前的试验。随着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革命的浪潮开始汹涌澎湃。分得田地的农民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国民党的对立面，这标志着制造革命波浪的开始。 不同于毛主席的童年，少时刘伯承的人生轨迹因沦落到生活底层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的他有条件读书求学、追求个人前程；如今却身陷困境，与最贫贱的民众为伍。他不得不从新的视角去审视社会和人生。他亲身体验到千千万万穷苦农民为温饱而耗尽血汗的辛酸，亲眼目睹了挖煤汉子们每天提心吊胆地钻矿洞、有时一去不复返的悲惨景象。面对这样的现实，他不禁思索：生路何在？希望何在？他的目光逐渐转向了革命的风云。此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正在全国各地掀起革命浪潮，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的反清武装起义接连不断，震撼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熊克武等人在川中组织的成都起义、广安起义等更是引起了广泛反响。 革命者们不惜牺牲个人性命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染了刘伯承，使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理想、抱负与现存制度格格不入；民众的利益与上层统治集团的巧取豪夺更是水火不容。他深刻认识到，不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中华民族就没有光明未来，下层民众就无法抬头，自己也将没有出路。刘伯承朦胧地意识到，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或许是埋葬帝制、富国强民的救世良方。 在培育军事人才方面，刘伯承的思想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的精髓，还融入了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的时代特征。他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表达思想，特别是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其他国外军事思想时，他总能巧妙地运用民族语言，使这些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风格。与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相比，刘伯承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够将民族语言融入课堂教学之中，将抽象难懂的事物讲解得深入浅出。他既学习和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军事人才思想，又没有生搬硬套，而是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思想的中国化。正如毛主席所言：“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