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洪洞县自卫队岗哨，发现一名皮肤白嫩、穿和服的女青年，神色恐慌的疾行，哨兵正要盘问，她突然撕开衣襟，示意哨兵开枪！       “军妓”这一名词，在二战后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与战争、性别暴力和军队文化密切相关的词汇。它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极为黑暗、复杂且令人痛心的历史。军妓通常指那些在战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军队提供性服务的女性。这些女性中的一部分是自愿参与的，而更多的是在极端的社会和政治压力下被迫参与其中。随着战争的深入，军妓的存在不仅仅局限于战场，还扩展到占领区，成为了军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些女性的背后，是一种对人性的压迫和对女性身体的极度践踏。 在日本占领区，尤其是在日本本土，军妓的现象变得愈加普遍且系统化。根据美联社在2007年的一项调查，二战结束后，驻日美军并未完全结束这种行为。美国在战后的占领政策中，虽然对日本政府的做法有所批判，但实际上却默许了类似“慰安所”这一存在形式的继续存在，甚至有时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来容忍。日本政府在1945年8月18日，日本代表在菲律宾签署投降协议之后，迅速下令配合美军驻日部队，建立“军妓院”，将部分地方设施改为供美军驻扎的“娱乐”场所。 日本的“军妓院”最早设立于茨城县，随着美军人数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地方被改装成了类似“慰安所”的场所。1945年9月20日，第一家军妓院开始营业，供美军士兵在战后享乐。这些军妓大多是普通妇女，她们或是因贫困，或是被强迫参与其中。战争结束后，日本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凋敝，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和生存条件较为艰难。因此，这些妇女在极度贫困与困境中被迫成为军妓，在军妓院中，她们的命运被彻底改变。根据日本的历史资料显示，军妓的数量一度高达七万人，虽然官方资料未详细说明其中有多少外国女性，但不可忽视的是，许多来自邻近国家的女性，包括朝鲜、中国等地的女性，也成为了军妓的“主力”。 这些女性的生活状态几乎是悲惨的。在军妓院中，军妓们被迫接受数十名军人的“服务”。根据史料记载，一些军妓一天需要接待15到60名顾客，这一数字突显了她们身心的极度疲惫与创伤。而她们的劳动报酬通常微薄，一次服务的费用约为15日元，这相当于当时一包香烟的价格。然而，这些女性的生存条件远远不止于此，她们不仅仅是供军人发泄欲望的工具，还是战后社会中一种不可名状的“边缘”存在。 然而，军妓现象并非只是日本一国的特殊问题。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军，甚至是其他国家的军队，都曾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设立类似的“慰安所”，或者利用性别不平等、战争动荡所带来的社会失序，迫使女性进入这一悲惨的行业。特别是在战后的日本，美军对于军妓院的纵容与支持，不仅是一种对战争后遗症的处理方式，也是一个深刻反映社会性别与权力结构失衡的例证。尤其在1946年3月，美军最高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听取军中牧师的建议后，下令关闭所有军妓院。这一决定的背后，既有道德层面的考虑，也有医学层面的考虑，因为当时驻日美军的性病感染率极高，已经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此时，军妓院的关闭虽然带来了某种“道德胜利”，但更多的是一种军事和社会秩序的重建，而并非从根本上解决了战争对女性带来的深重伤害。   1938年的一个深夜，洪洞县自卫队岗哨上的哨兵正在例行巡逻。突然，他们发现一个身影正慌张地朝这边跑来。定睛一看，竟是一名穿着和服的女青年，衣衫凌乱，神色慌张。众人心中疑窦丛生，正要上前盘问，那女青年却突然撕开衣襟，冲着哨兵大喊了几句话，虽然听不懂，但她的行为分明是在示意哨兵开枪。   哨兵见状，决定先将女青年带回岗哨，等她情绪稳定后再好好询问。为了保证女青年的安全，哨兵们将她安置在一间单独的房间里。起初，女青年还十分抗拒，整日蜷缩在角落里，不吃不喝，也不与人交流。无奈之下，哨兵们只得请来了女同志照顾她的起居。   就这样，在女同志们的呵护下，女青年的身心状况渐渐好转。然而，关于她的身世，关于她为何会出现在洪洞县自卫队岗哨，却始终是一个谜。直到组织上派来的翻译到达，众人才得以揭开这名女青年身上的重重迷雾。   原来，这名女青年名叫川岛秀丽子，父母是日本人，因为配合天皇的工作而来到中国。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决定竟将女儿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川岛秀丽子在日军营地里遭受了非人的对待，日军以强迫她当军妓，她的人格和尊严被践踏得一文不值。   绝望之中，川岛秀丽子决定铤而走险，趁着看守不备，偷偷逃出了日军营地。然而，长期的精神折磨让她的内心早已千疮百孔，当她来到洪洞县自卫队岗哨时，她唯一的念头就是求得解脱。 然而，命运却为川岛秀丽子开启了另一扇门。在洪洞县自卫队岗哨，她没有遭受歧视和虐待，反而收获了来自中国军民最真挚的关怀和爱护。这一切，正是她重获新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