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农民冒死救下毛主席，毛主席留字条：“等革命成功了，你就拿着这张字条来找我！”但建国之后老农不仅没有赴约，甚至毛主席主动邀请他到北京见面，他也多次避而不见。 1929年是中国革命史上极其关键的一年。这一年的6月，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一场重要的选举正在进行。 当时的红四军内部对革命道路和军事战略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和争议。这些分歧导致毛泽东在选举中落选前委书记一职。 这对于一手创建红四军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最终，他不得不离开了这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队伍。 江华是当时陪同毛泽东离开的同志之一。就在这个时候，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向毛泽东发出了邀请。他希望毛泽东能够前往闽西特委驻地上杭县苏家坡村指导工作。 对于邓子恢的这个邀请，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在前往苏家坡村的路上，谭震林、蔡协民、曾志等同志与毛泽东同行。他的妻子贺子珍也一同前往苏家坡村。 在苏家坡村的日子，毛泽东虽然失去了军队职务，但依然积极投入到地方组织的工作中。这段时间，他主要协助当地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研究当地的具体情况。 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毛泽东参加革命以来难得的＂闲暇＂时光。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放松对革命形势的关注和研究。 到了1929年8月，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此时的毛泽东开始考虑新的工作方向。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不幸染上了疟疾。考虑到身体状况和工作需要，毛泽东决定离开苏家坡村。他选择前往永定县东南的岐岭乡金丰大山内的牛牯扑村。 这个连队的连长就是年仅22岁的粟裕。在牛牯扑村，毛泽东使用化名＂杨子任＂隐藏身份。当地的老百姓都尊称他为杨主任，对这位说着普通话的革命干部格外敬重。 当地的一个土豪张克识，在土地革命中被分掉了全部财产，对此一直怀恨在心。这个张克识偶然见到了化名杨子任的毛泽东。从毛泽东的谈吐和气度中，他判断这一定是红军中的重要人物。 张克识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永定县民团团总林蔚民。林蔚民经过分析研判，认定这位＂杨主任＂很可能就是毛泽东。 为了抓获这位红军要员，林蔚民联系了另一位民团团总胡道南。两人商议后，决定集结600人的队伍，准备对牛牯扑村发起突袭。 1929年9月17日，这支600人的武装力量开始向牛牯扑村逼近。所幸粟裕派出的警卫连及时发现了敌情。 警卫连立即占据有利地形，开始阻击敌人。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警卫连的战士们奋勇作战。 当地的岐岭乡党支部书记陈兆祥和粟裕迅速商议对策。他们一致认为必须立即转移毛泽东。 正在看书的毛泽东被赤卫队员陈添裕紧急告知撤离。此时外面枪声大作，情况万分危急。 由于疟疾的影响，毛泽东的身体十分虚弱。他刚走了没多远，就已经气喘吁吁，无法继续前进。 在这危急时刻，农民出身的赤卫队员陈添裕毫不犹豫地背起了毛泽东。 敌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陈添裕一边背着毛泽东，一边寻找脱险的路线。他机智地想到了一个办法，将自己的鞋子倒过来穿，制造反向的脚印。 凭借这个聪明的方法，他们成功躲进了一个山洞。追兵虽然来到洞口，但被洞内的蜘蛛网误导，认为这里很久没人进入过。 暂时甩开敌人后，陈添裕继续背着毛泽东前进。他的草鞋已经跑烂，脚被荆棘划破，但他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艰难跋涉，陈添裕终于背着毛泽东跑出了十华里，到达了安全地点雨顶坪村。到达目的地后，因为体力透支的陈添裕当场昏倒。 当毛泽东提出要给陈添裕一些银元表示感谢时，陈添裕坚决不收。最后，毛泽东写下了一张欠条，约定革命胜利后再见。 在离开牛牯扑村后，毛泽东的革命道路逐渐走向新的转折。1929年12月，在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古田会议上，他重新担任了红四军前委书记。 这次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 1934年开始的长征中，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在接下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革命力量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 建国后的毛泽东虽然工作繁忙，但始终没有忘记22年前在牛牯扑村的那段经历。他一直记得陈添裕冒死相救，以及自己许下的重逢承诺。 1951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专门发电报给福建省委。这封电报的内容很特别，是请求帮助寻找当年在牛牯扑村救过他的农民陈添裕。 福建省委收到这封电报后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派人前往永定县牛牯扑村，开始寻找陈添裕的下落。 当地干部很快就找到了陈添裕。此时的陈添裕已经知道，当年他背着逃命的＂杨主任＂就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毛主席。 然而，当得知毛主席邀请他去北京的消息时，陈添裕却因为家中妻子即将生产而无法成行。为了不负毛主席的盛情，他委托自己的堂弟陈奎裕代为前往。在与陈奎裕的交谈中，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陈添裕的近况。他表示，22年过去了，自己始终没有忘记牛牯扑村的乡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