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的意义是将新疆维族，西藏藏族，宁夏回族，内蒙古蒙古族，这四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给分开。 甘肃省的命名源自古代的甘州和肃州，即现在的张掖市和酒泉市。这两座城市坐落于河西走廊，历史上一直是通向西域的重要通道。 西汉时期，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和经营，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置了四个郡，并建立了两处关隘，这些举措显著提升了中央对西域的行政和军事控制。 明朝时期，甘肃地区的军事和行政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当时的甘肃镇是设在甘州的明朝九边防御体系中最西端的军事镇，由甘肃总兵领导。这里不仅是军事防御的重镇，也是地方行政的重心。 甘肃虽然属于陕西布政使司管辖，但由于其战略位置的特殊性，明朝已经开始将其视为独立的行政区域。 清朝继续使用“甘肃”这一名称，并将其行政区域扩展到包括今天的青海和宁夏等地。行政管理上，甘肃采用了督抚制，由陕甘总督兼任甘肃巡抚，常驻兰州。这一制度将军务和民政的管理合二为一，加强了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力。 民国成立后，甘肃的行政结构基本沿袭清朝模式，但实行了更为详细的“省、道、县”三级制度。甘肃设有七道，涵盖了76个县，这一行政划分体现了对地方治理的细化。 在1928年，随着国民政府逐步统一中国的进程，南京政府作出了重要决策，对甘肃省进行行政区划调整，以提高地方管理效率和促进区域发展。此举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甘肃省的地理状况和庞大面积造成了管理上的不便。甘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地域广阔的省份，其范围横跨中国的西北部，从南到北长达1000多公里，从东到西宽达2000多公里。这种地理状况导致了地方政府在沟通、管理、以及资源配置上的巨大挑战。 其次，甘肃地区的民族复杂性和地方势力的存在也是分省的重要因素。诸如马占鳌、马千龄及马海晏等马家军势力的崛起与发展，不仅影响了甘肃的政治格局，也对地方政府的管理能力构成了挑战。这些势力的根基深厚，与地方紧密相连，影响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和政策执行。 在北伐战争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掌握了中央的权力，而国民革命军则分为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与李宗仁等四大集团，士兵总数达到220万。这样庞大的军队规模给南京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迫切需要通过裁军来减少开支。 蒋介石提出的裁军方案规定，四大军事集团中每个集团只能保留12个师，而冯玉祥手下的部队有30多个师，若完全按照蒋的计划执行，将导致冯的势力大幅削弱。为了减轻裁军带来的影响，冯玉祥提出将甘肃省拆分，新设宁夏和青海两个省份。 按照当时的政策，每个省份可以保留三个师作为守卫力量。这一策略在表面上是为了行政上的便利，实则是冯玉祥为了维护自己的军事力量而做的权宜之计。 然而，这种通过行政区划来保持军事力量的做法，并未能长久维持冯玉祥的地位。在随后的中原大战中，冯玉祥不敌蒋介石，战败后失去了对甘肃及新设省份的控制权。宁夏和青海的行政长官最终被其他势力所接替。 通过甘肃省的分省处理，可见当时国内军阀割据的混乱和国民政府初期试图通过行政重组来加强中央集权的复杂局面，这一措施虽短期内解决了部分军事和行政问题。 由于这些因素，国民政府决定对甘肃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提出将青海和宁夏从甘肃省分离出来，并分别设立行省。此提案获得了批准，并详细划定了新省的行政区域和治所。 宁夏省包括原宁夏道下属的宁夏、宁朔、平罗、中卫、灵武、金积、盐池、平远八县，以及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省会设于宁夏县。 青海省则由西宁道下属的西宁、大通、碾伯、巴戎、循化、湟源、贵德七县，以及蒙古29旗、玉树25族、环海8族、果洛等地组成，省会设于西宁。 此外，南京政府也任命了具有军事背景的地方官员来管理新成立的省份。国民军第七军军长门致中被任命为宁夏省政府主席，而国民军第二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则担任青海省政府主席，这一安排也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在边疆地区稳固政权的需求。 这一行政区划调整是国民政府在整体国家治理结构中的重要步骤，目的是为了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更有效地管理边疆地区。通过这种方式，南京政府希望能够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并稳定这一战略要地的局势。 参考资料：傅林祥，林涓，任玉雪著.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