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杨振宁回国访问，点名要见邓稼先，两人相谈甚欢，分别后，邓稼先托人给杨振宁送了一封信，没想到，30年后，杨振宁才明白这封信的深意。 20世纪70年代，杨振宁在理论物理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在粒子物理领域取得了多项开创性成果。 与此同时，邓稼先在核武器的研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中美科技交流的增多，杨振宁开始更频繁地访问中国，参与各种合作项目。 到了1990年代，杨振宁的科研焦点逐渐从纯粹的理论物理转向了教育研究。 他在多个国际科学组织中担任职务。 进入21世纪，杨振宁不仅关注理论研究，他特别强调需要在基础科学教育中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2021年9月22日的研讨会上，杨振宁回顾了与邓稼先长达50多年的友谊。 他对邓稼先的回忆充满敬意。 他认为邓稼先的科学精神是值得所有科学工作者学习的典范。 邓稼先自北京返回后便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 在这期间，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育有两名孩子。 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的所长钱三强传达了一项国家级任务给邓稼先。 邓稼先毅然决定接受。 邓稼先的新工作性质高度保密。 因项目需求，他与外界的联系被严格限制。 邓稼先在核试验场地远离家庭，不断进行核试验，历经15次实地指导。 在一次试验中，由于降落伞故障导致原子弹意外落地并破裂，邓稼先冲上前去回收原子弹碎片，并亲自检验。 此后的体检显示，他的肝脏已受损，体内残留放射性物质，但他仍坚持返回试验基地。 1964年，新中国成功引爆第一颗原子弹。 直到杨振宁在1971年返回国内，与邓稼先在北京短暂重逢，但关于工作的话题依旧是禁区。 此次会面中，杨振宁对邓稼先是否参与核武器研制充满好奇，但邓稼先依然谨慎。 在杨振宁1976年离开中国之后，邓稼先急于向他说明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研发完全是独立完成的。 这一消息是由时任总理周恩来的指示下传达的，他特别强调信件必须直接交给杨振宁。 信件在杨振宁即将离开上海时交到了他手中。 信中，邓稼先表达了对未来合作的期待。 然而，这层含义直到多年后杨振宁才完全理解。 此后，邓稼先因身体状况严重恶化而被迫回到北京。 邓稼先的健康问题最终被诊断为恶性肿瘤。 邓稼先的关注仍然是国家的核武器研发工作。 在一次手术后，医院的情况紧急，张爱萍将军亲自介入。 手术过后，他的病情只是暂时得到控制。 邓稼先在医院中，即便在化疗期间，仍不忘国家的核武器项目，继续审阅相关文件。 邓稼先在1986年经历了第二次大手术。 手术虽然从技术上说是成功的，但癌细胞的侵袭让他的病情持续恶化。 他频繁与访客讨论技术问题。 1986年7月，邓稼先因病情恶化去世。 邓稼先的祖先邓石如在清初就以篆刻闻名，其父邓以蛰是著名的哲学教授，曾在北大和清华等高校教授哲学。 邓稼先与许鹿希结婚，他们先后迎来了两个孩子。 邓稼先居住的区域远离市区的喧嚣，邓稼先常在此与儿子邓志平放风筝。 下班回到家中，总会先花时间与孩子们玩耍。 随着邓稼先更多时间需要在偏远的西北基地度过，仅在偶尔回北京汇报工作时，才能与家人团聚。 在一个聚餐中，他向朋友透露了不能常陪伴孩子的无奈。 邓稼先的大女儿，邓志典，由于父亲长期在外，且母亲需要照顾双方老人，她的成长过程中缺乏了应有的家庭教育支持。 特别是动荡时期，年仅十五岁的她被派往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生产建设兵团，连续多日只能吃野菜和糠窝头，从事体力劳动。 邓志典在生产建设兵团的五年里，由于长时间的营养不良，她原本乌黑的头发都遭受了严重的影响。 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邓志典和弟弟邓志平得到了亲戚于敏教授的帮助，通过三个月的紧张复习，最终考入了大学。 邓志典选择了医学专业，而邓志平则选择了工科。 他的儿子邓志平继承了父亲的性格，也不喜欢过多地抛头露面，他一直在电子部的一个研究所工作直到退休。 而邓志典在美国留学后选择留在那里工作。 至于邓稼先的配偶，许鹿希，很少外出，家中由许进作为对外联络人。 许进，作为许鹿希的侄子，还经常接受媒体的采访，分享家族的故事。 此外，许鹿希和邓稼先的孩子们一直保持着对外低调的态度。 参考文献：[1]李建强,许进.“两弹元勋”邓稼先:践行科学家精神的典范[J].民主与科学,2024(3):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