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当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广播后，81岁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胡厥文听到噩耗，不禁失声痛哭。他含着眼泪在纸上悲痛地奋笔疾书：“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殇。万民齐恸哭，千载永难忘” 胡厥文是一位怀抱国家大义、决心以实业振兴中华的青年，1918年从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毕业后，投身于实际工作中，以学徒身份进入国内规模最大的汉阳铁工厂。 四年后，胡厥文返沪，创办新民机器厂，其经营理念在当时颇为先进，主张"外国能造的，新民厂也能造"，他致力于引进并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由此其产品因质优价廉广受市场欢迎。 到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随后的"一二八"淞沪战争，胡厥文的企业及其梦想受到重大挑战。在这种危急时刻，胡厥文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工业生产，转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行动。 1932年淞沪战争期间，他组织并领导多家工厂联合，将工厂机器设备拆迁至上海南部郊区的临时工场，紧急生产军用物资如手榴弹和地雷等，为前线提供支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预见到江浙沪地区将面临日军的占领威胁，胡厥文主导并推动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工厂内迁运动。 他个人发起并任职上海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成功动员包括机械、造船、纺织、炼钢和化工等多个行业的146家工厂迁往更为安全的内地，转移了大量的物资和技术人员。这次大迁移有效地避免了重要产业资源落入敌手，并为抗战期间的国内生产供应贡献了巨大力量。 在重庆期间，胡厥文有机会与多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交流，其中包括周恩来和邓颖超等。这些交流使他对共产党的政策理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并逐步被其民主革命的理念所吸引。胡厥文从最初的实业救国概念中解脱，坚定地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行列。 抗日战争胜利后，民间对未来国家建设的热情高涨。在这一背景下，胡厥文与黄炎培两位具有深厚民间基础和政治影响力的人物，共同倡议成立了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这一新的政治团体旨在集结各界力量，推动国家的民主与进步。 胡厥文的人格魅力和组织能力在民建的筹备过程中尤为突出。他不仅具备远见卓识和热情，还具有实际操作的能力，这一点在黄炎培早年的日记描述中得到体现。 胡厥文的家经常成为他们讨论和筹划的场所，这不仅显示了他对民建事业的承诺，也反映了他在组织中的核心地位。 1945年12月16日，民建在重庆的白象街实业大厦正式宣告成立。在成立大会上，胡厥文以卓越的贡献和广泛的认可，被以最高票数选为主席团成员，这标志着他在民建乃至更广泛政治活动中的重要角色。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备和成立过程，胡厥文的角色进一步扩展。1949年9月，他作为民建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会议中，胡厥文不仅参与了《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工作，还参与了一系列关键性文件的讨论与决策，展示了其政治智慧和责任感。 最终，胡厥文作为中国新政权的重要成员之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眼见证了五星红旗的升起和新中国的诞生。 1979年，胡厥文在民建全国第三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强调了坚决支持共产党的领导，全力以赴推动国家四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建设的重要性。 他的这一行动纲领极大激励了民建会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此后，全体会员在各自领域积极为四化建设献策献力。 同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胡厥文及其他四位资深工商业者，此次会面被称为“五老火锅宴”。 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国家对老一辈工商业者的尊重和信任，也标志着他们在政治上获得了解放和新生，此后，中国民营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胡厥文个人品质的高尚和对国家忠诚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教育中。他本人廉洁奉公，生活简朴，并严格要求子女，他的三个儿子都投身于国防事业。 参考资料：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浙江现代革命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编. 《红色名人印迹》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