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浩然的儿子梁秋川，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发现了父亲1996年7月写的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守灵》，此文记述了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的作家浩然，为毛主席守灵时的所思、所见、所闻，既是珍贵的史料，也是感人肺腑的纪实散文。浩然在日记里写道：我跟几位守灵者站列一排，被这千万人同一的悲哀所震撼，也都陪着流泪。时间久了，泪水流干，两腿两臂就如同触电般抽搐。在哭泣的人流中，我认出了大寨的郭凤莲。她被人架着，哭嚎着不肯离开，几乎被人抬出灵堂。我还看到了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她们倒能够掌握住自己，眼泪枯竭，神情呆滞。她们默默地站到灵床边，深深地鞠躬过后，就默默地凝视她们的父亲，片刻过后，又默默地离去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分秒时间，我想多看一眼毛主席，拿我的心跟他交谈…… 1998年的初秋，当金风送爽，硕果累累之际，浩然在面对几位记者的提问时，斩钉截铁地表示：“尽管人生路上难免留下些许遗憾，但直至今日，我对我所创作的每一部作品都无愧于心，相反，它们如同我的勋章，让我倍感自豪。”从一名朴实无华的农家子弟，到成为名震文坛、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浩然深知这一路的蜕变，是中国农民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是他心中那份对乡土的深情与执着共同铸就的奇迹。 他谈及《金光大道》时，曾有过这样一番感慨：“站在今日的视角回望，彼时受限于时代观念和认知水平，作品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够成熟之处，尤其是《金光大道》在强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同时，可能忽略了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元素，但它却如同一面镜子，真实地映照出那个时代的风貌与人心，记录了人们的思想波澜和情感纠葛。”“真实记录”，这简单的四个字，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笔者曾亲眼目睹浩然在阅读那些针对他的批评文章时，脸上浮现出的苦笑与沉默，他对于外界的质疑与批评，总是以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去面对。当笔者试图探寻他的内心想法时，他只是轻轻叹了口气，低声说道：“我的心，乱如麻。”浩然的婚姻生活并不如意，这份不幸让他在创作《艳阳天》时，对萧长春与焦淑红之间那份“志同道合”的爱情产生了深深的向往与羡慕。这种将个人情感投射于作品之中的解读方式，与叶嘉莹在品评诗词时“极重感发兴起之功”的理念不谋而合。 诚然，这种解读方法若能恰当运用，自有其独到之处。然而，其难点在于，必须确保“感发兴起”不偏离文本所蕴含的客观意义，唯有如此，这种解读才能称之为有意义。然而，在《艳阳天》中，那份“志同道合”的爱情，对于叶嘉莹而言，更像是一剂心灵的慰藉，让她在不幸的婚姻与漫长的海外漂泊中找到了一丝慰藉，却也让她沉迷其中，失去了对作品深层含义的冷静分析与把握。叶嘉莹因此而偏离了文本的实际，忽视了这段以阶级和血统为基石的政治化、病态化的爱情所隐藏的弊端，过分放大了其表面的迷人光彩，却对其“反人性”的本质视而不见，这与中国文论中“知人论世”的优良传统背道而驰，最终得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 提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柳青的《创业史》无疑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创业史》于196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一部全面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波澜壮阔历程的长篇小说。作者原本雄心勃勃，计划以四部曲的宏大篇幅来展现这一历史巨变：第一部聚焦于互助组的兴起，第二部描绘初级社的诞生，第三部则围绕两个初级社的合并与发展，第四部则是对两个初级社联合成为高级社的壮丽画卷。然而，天不遂人愿，作者未能完成这一宏伟的构想，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创业史》，仅包含了第一部、第二部的上卷以及下卷的前四章。尽管如此，这部作品依然以其深邃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成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瑰宝。 《创业史》以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为背景，生动描绘了互助组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艰辛历程，深刻揭示了农村中日益凸显的贫富差距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矛盾冲突，从而有力地论证了农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阔前景和必然选择。蛤蟆滩，这个小小的村庄，成为了中国农村的缩影，它经历了土地改革的洗礼，但社会主义的改造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在这里，新旧两种习惯、两种势力交织碰撞，共同演绎着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变革。小说尤为细腻地刻画了梁生宝父子在旧社会的生存挣扎与创业失败，通过与他们在新社会生活的鲜明对比，深刻阐述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才能为贫苦农民指明一条光明的出路。 这一主题，也寓意着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只有紧跟共产党的步伐，新一代农民才能在创业的道路上披荆斩棘，赢得最终的胜利。这部小说，正是要通过这样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向世人揭示一个朴素的真理：“中国农村为何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又是如何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