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曾私下对其他作家说：“私字头上一把刀！毛主席辛辛苦苦把农民聚拢到一起，你们又想拆散吗？包产到户说的好听，其实不就是分出单干？如果不坚决制止，沿着这条路滑下去，人心一散，社会主义阵地怎么会不丢失？分了地，遇到荒年，那些老弱病残怎么办？”旁边的人劝解他：“此一时彼一时，要想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现在的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土地还在集体、还在国家的手里，分出去不会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老弱病残国家能不管？现在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农民群众的吃饭问题。” “浩然”这个名字，如同一枚镌刻着时代印记的徽章，紧紧贴合在那一代少年的心坎上，成为他们成长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集体记忆。每个人都能在浩然的字里行间，捕捉到往昔岁月的斑驳碎片，那些或明或暗的光影，虽可被今日之眼光审视、批判乃至反思，但无可否认的是，当年由浩然作品构筑起的历史场域，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深深渗透进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成为了一种难以抹去、直抵灵魂深处的烙印。 提及对农村的认知，我的最初印象几乎全然源自那部长篇巨著《艳阳天》。它像一扇窗，让我得以窥见农村生活的广阔天地，以至于在后来的高中岁月里，对于上山下乡这样的经历，我不仅毫无畏惧，反而怀揣着一种近乎浪漫的憧憬，渴望亲身体验那份质朴与纯真。 书中那些错综复杂、细腻入微的人物关系，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现实社会的斑斓色彩。富农弯弯绕的形象尤为鲜明，他的精明算计、从不吃亏的性格特征，让我在现实生活中也能轻易找到相似的影子。浩然的文笔仿佛拥有某种魔力，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拿捏和深刻描绘，让我在写作时也不自觉地模仿起他的短句风格与简洁白描的手法。 在那个年代，浩然的短篇小说几乎成了中学课本中的常客，其数量之多，仅次于毛泽东、鲁迅等大家的文章以及报刊上的重要社论。记得高二那年，我们学习了浩然的新作《一担水》，故事中农民主人公那大公无私、爽朗乐观的精神风貌，无形中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随后的作文练习中，我开始有意识地让自己的笔下人物，尤其是工农兵形象，焕发出类似的豪迈气概，相较于之前模仿鲁迅《一件小事》时的青涩与拘谨，如今的文字显然更加自信、更有底气。 叶嘉莹女士在一九七八年回国探亲之际，经友人引荐与浩然结缘。在此之前，为了更好地了解国内情况，她已先行阅读了《艳阳天》，原本只想浅尝辄止，却不料“被其生动的笔触深深吸引”。自此，叶嘉莹与《艳阳天》结下了不解之缘，她不仅在古典诗词的讲台上提及此书，更亲自撰写了数万字的《我看艳阳天》，并在美国东岸的华人爱国群体中分享这部作品的魅力。 叶嘉莹强调，她的解读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出发，当她将自己的见解展示给浩然时，浩然给予了高度评价：“叶嘉莹女士，您的分析深刻细腻，有些我仅是潜意识中的表达，您却能洞察秋毫，点评得极为到位。” 一九九四年，在《〈艳阳天〉重版感言》中，叶嘉莹再次对《艳阳天》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她认为浩然先生是用生命书写、以生活实践其作品的杰出作家，这种真诚与热忱超越了表面的文字，触动了每一位善感读者的心灵。她指出，《艳阳天》之所以能跨越不同背景与思想的隔阂，正是因为它展现了整体的真实，而非片面的真相，是对历史趋势的深刻洞察与展现。浩然，这位兼具写作良心与政治理想的作家，通过对黑暗势力的揭露与对光明力量的颂扬，展现了他的理智与信念。 除了浩然，柳青的《创业史》也是不得不提的佳作。 至于《创业史》，其在艺术表现上的争议与赞誉，主要集中在人物塑造方面。梁氏父子，尤其是梁生宝，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代表，被赋予了吃苦耐劳、政治觉悟高、理想坚定的新时代农民特质。他坚信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是唯一的正道，坚定不移地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这个形象，在多数情况下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充满了生命力。作者依据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为梁生宝注入了诸多优良品德，使其成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英雄形象。当时理论界曾就“英雄人物是否可以有缺点”展开热烈讨论，而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英雄人物的缺点不应被展现。 梁生宝，这位集中国传统农民美德与新时代进步因素于一身的人物，虽然其形象的真实性在现实主义艺术的“真实可信”原则下有所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一部分，其性格本质是被政治话语先验性地决定的。 现实主义艺术要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把握现实，从未来的视角审视历史，因此，理解梁生宝这一形象的美学意义，必须将其置于“历史地”理解之中。我们应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对理想农民形象的需求出发，去解读这一人物，理解“历史真实”作为历史愿望的投射，其价值在于其象征意义，而非单纯的现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