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和李先念，这是西路军后来成就最大的两个人，不过他们二人却对西路军这段历史都采取了隐忍不言的态度，即使是面对家人，也很少去谈。 1936年10月下旬，随着红四方面军和红5、红9、红30三个军共约21800人西渡黄河，标志着西征的艰难开端。这一西进行动，最初并非全部出自延安的直接指令。 红30军的渡河确实是按照延安的决策进行的，而红四方面军以及红5、红9军的行动则是在徐向前和陈昌浩的主张下，经张国焘批准执行的。 西路军在渡河后迅速推进至甘肃和青海地区，这一行动是由张国焘直接下达的命令。11月5日的电报中，张国焘对西路军提出了“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的要求，并强调行动的速度和独立性，明确表示西路军应当“机断专行”，即在不受延安直接节制的情况下自行作决策。 然而，西路军的独立行动并非没有延安的关注。11月11日，延安对西路军的状况表示担忧，询问了西路军关于单独行动的把握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西路军方面则回应表示，根据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认为能够完成任务，并拒绝了返回河东的考虑。 到了11月14日，朱德和张国焘通过电报支持西路军继续向甘肃和青海进军，建立根据地。此后，延安也在11月15日的电报中对西路军的计划表示了同意。 1937年初，西路军的行动仍然是在自主决策下进行，包括1月21日决定东返和1月28日放弃东返再次向西进军的决策，都是西路军自行作出，延安事后予以认可。这表明，尽管西路军的行动不完全是延安直接指挥，但延安对其行动有一定的后勤支持和战略上的默认。 西路军的失败和后续的历史评价一直备受争议。一些西路军的老战士对“由于没有克服国焘路线导致严重失败”的说法表示不满，认为这一评价忽略了当时的实际军事和政治环境。 西路军的失败并非单一因素造成，而是一系列复杂的内外因素交织的结果。这其中，领导层的决策和处理方式对事件的走向有着深刻影响。尽管在历史上有关于张国焘领导下的红四方面军的处理引发了广泛争议，延安的态度和决策体现了对未来和大局的考虑。 在处理张国焘的问题上，延安的领导采取了一种较为谨慎的策略。尽管当时有声音强烈要求对张国焘进行严厉的组织处理，包括撤销其所有职务并开除出党，延安最终选择了一种更为温和的处理方式。 这种处理方式不仅考虑到张国焘作为党的老干部的身份和历史贡献，也兼顾到他已开始承认自身的错误，并表现出改正的意愿。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在面对生命威胁后选择离开延安，这一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内部矛盾和压力。 延安在随后的决议中特别强调，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属于延安而非张国焘个人，这一声明旨在维护组织的统一和纪律，同时也是对外界“张国焘控制红四方面军”说法的明确回应。 此外，延安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以确保被俘及失散士兵的安全和归队。其中，高达4500余名西路军士兵最终被安全接回或找到归队的途径。 1937年4月30日，徐向前这位经历重重困难后回到延安的西路军将领，被毛泽东主接见。在那次会见中，毛泽东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比喻来安慰他，表达了对其归来的欣慰。徐向前对此深感感动，这种情感甚至延续到他的晚年。 陈昌浩的遭遇与徐向前有所不同。作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在战事关键时刻的犹豫不决导致了战机的失去，因此回延安后遭到了批评。 在离开西路军后，陈昌浩一度身患重病，并未直接返回延安，而是曲折地回到了他的老家武汉，并短暂停留在大别山老区。这段时间里，他曾有意图重新挑起抗争的旗帜。他直到1938年8月才抵达延安，这段时间的行动和延误引起了延安方面的不满。 尽管面临批评，延安对陈昌浩的重视并未减少。1938年，他被送往苏联治疗，错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主要阶段。 1952年回国后，陈昌浩被委以编译局副局长的职务，并在归来时受到了刘少奇的热烈欢迎。尽管如此，对于西路军的失败，陈昌浩终生感到愧疚，这种情感最终在1967年7月30日导致他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西路军的失败并未终结其战斗精神。五个月后，红军的部分力量被改编为八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的红4军和红31军为基础，组成了129师，奔赴抗日前线。 这一部队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第二野战军。直到12年后，彭德怀将军指挥的第一野战军在甘肃、青海地区彻底消灭了马家军，为西路军的烈士们报了仇。 参考资料：郝成铭，朱永光主编.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回忆录卷》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