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姐姐加入外国国籍后，跟弟弟断了联系。父亲生病到去世，都是弟弟一人照顾承担。姐姐回国后，发现父亲墓碑上没有她和丈夫的名字，认为弟弟故意遗漏，一怒之下起诉到法院，要求弟弟在墓碑上加上她和丈夫的名字，并赔偿她精神损失费。弟弟在法庭上说出3个理由，最后法院这样判了！   姐姐赵琳年轻时远嫁海外，最终加入了外国国籍，常年定居国外。弟弟赵康则在本地生活，一直陪伴着父亲，照顾他的日常生活起居。   时间过得很快，赵琳和赵康都成了中年人。随着赵琳的离开，兄妹间的联系逐渐稀少。赵琳在异国生活忙碌，久而久之和家人少有往来，甚至连父亲的情况也不甚了解。   尽管如此，赵康从未放下对家人的责任，一直在尽心尽力地陪伴父亲，在父亲多次生病住院时，一直守在病床前悉心照料。   多年后，父亲赵德山年事已高，终于因病离世。赵康在悲痛中为父亲操办了丧事，亲手为父亲立了一块墓碑。赵康考虑到姐姐长期在国外，且很少关心父亲的生活情况，便在墓碑上仅刻上了自己和父亲的名字，没有提及赵琳及其丈夫。他的本意是让父亲的墓碑只保留自己这一脉的血脉延续，同时也觉得赵琳和丈夫在国外生活安稳，对父亲生前也无照料，便无需遵循传统风俗在墓碑上加上她的名字。   数月后，赵琳回国祭拜父亲。她来到父亲的墓地，看到墓碑上只有弟弟和父亲的名字，不禁大感失望，甚至愤怒不已。赵琳认为，弟弟刻意将她排除在外，是对自己作为女儿身份的抹杀。她激动地找到赵康质问，对方却淡淡回应，说自己多年未尽赡养义务，且已加入外国国籍，无需再拘泥于这些传统风俗。   赵琳怒火中烧，愤然决定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于是，她以“侵犯祭奠权”为由，向法院起诉赵康，要求他将自己的名字和丈夫的名字刻上墓碑，并赔偿精神损失费。   案件进入法庭审理阶段，赵琳在庭上情绪激动，她表示自己虽然远在海外，但心系家人，尤其在父亲过世后更感到痛心。她认为，作为赵德山的亲生女儿，她有权在父亲的墓碑上留名，以表达对父亲的缅怀与悼念。赵琳的律师则强调，赵康私自决定在墓碑上刻字，剥夺了赵琳作为女儿的合法权利，严重侵犯了她的情感需求，理应对赵琳的精神损失作出赔偿。   赵康在庭上冷静地回答了姐姐的指控，并提出了自己的三个理由。他首先指出，姐姐自从加入外国国籍后，便很少关心父亲的情况，完全放下了赡养责任。多年来，他一个人照顾父亲，不仅在生活上尽心照顾，还承担了所有的医疗费用和生活费用。   赵康表示：“姐姐常年不在国内，父亲病重住院时也不见她回国探望，甚至连电话问候都极少。作为父亲的唯一在国内的子女，我为父亲尽心尽力，姐姐却从未履行过女儿的义务。”   其次，赵康指出，赵琳已经改换国籍，不再遵循国内的传统习俗。赵康认为，根据习俗，女儿出嫁他乡后一般不在家族墓碑上留名，尤其在赵琳已加入外国国籍、与国内文化渐行渐远的情况下，这一点更为适用。因此，他认为自己在为父亲立墓碑时未刻姐姐的名字，既是遵循传统风俗，也是对赵琳作为“外国人”的一种尊重。   最后，赵康强调，姐姐的丈夫与家族没有直接血缘关系，按照他们的家族规矩，姐夫的名字更没有资格出现在父亲的墓碑上。他认为，如果在墓碑上添加姐夫的名字，反而会有悖家族的礼仪传统。赵康诚恳地表示，他之所以没有将姐姐的名字刻上墓碑，并不是对姐姐有任何成见，而是基于这些实际情况和家庭传统的考量。   法官听完双方的陈述后，进行了一番深入思考。法庭认为，赵琳作为赵德山的亲生女儿，确实享有祭奠父亲的权利。从情感角度出发，赵琳的名字应当出现在墓碑上，以示家族的完整性和对赵琳缅怀之情的尊重。不过，法院同时也考虑到赵康所提出的赡养义务的事实，且赵琳确实未尽家庭义务，对父亲的生前关怀和照料显著不足。   法院最终做出判决，要求赵康在父亲墓碑上加刻赵琳的名字。至于赵琳的丈夫，法院认为其与赵家没有直接血缘关系，因此不必在墓碑上留名。   此外，法院驳回了赵琳对精神损失赔偿的请求，指出赵康并无故意贬损姐姐的意图，且赵琳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精神损害的实际发生。法院还决定，在加刻名字的费用上，赵琳需承担部分费用，以示对其多年未尽赡养义务的惩戒。   庭审结束后，赵琳内心五味杂陈。她既得到了法律的支持，也意识到自己在父亲生前未能尽孝的缺憾。赵康则平静接受了法院的判决，但也感到一丝酸楚。兄妹之间的隔阂和误解，似乎在这场官司后反而更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