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季承悄悄把母亲和叔祖母接到北京，希望能和父亲季羡林团聚，季羡林一开始却没有那么亲近，季承说：“她们有什么话也不会随便跟父亲讲，父亲也从不主动问。” （来源：新京报：季羡林的一生：留德十年收获“苦涩”爱情） 季羡林出生于山东清平县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他肩负着家族的希望。 为了让季羡林接受更好的教育，年幼时他被送到济南的叔父家。 在叔父的安排下，他先后就读私塾、新式小学，接触了新旧两种教育模式。 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文化浪潮席卷全国，新式教育中的白话文、新思想，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认知和价值观。 这段经历，为季羡林日后的学术道路奠定了基础，也让他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 十八岁那年，季羡林在叔父的操办下，和比他大四岁的彭德华结了婚。 这桩包办婚姻，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并非个例，却也注定了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无奈。 彭德华虽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却是一位勤劳善良、孝顺公婆的传统女性。 她默默承担着家庭的重担，照顾着年幼的子女，为季羡林的学术生涯提供了稳定的后盾。 然而，对于季羡林而言，这段婚姻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而非爱情。 他内心的缺失，也为未来的人生埋下了隐患。 1930年，季羡林考上了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开始了他的新学术旅程。 他在清华园里学习非常投入，广泛阅读各种文学和学术书籍，仿佛永远也学不够。 他和李长之、吴组缃、林庚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成了好朋友，被大家称为“清华四剑客”。 这段友谊成了他生活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1935年，季羡林获得赴德国留学的机会。 在哥廷根大学，他深入研究梵语和巴利语等古代语言，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国外生活让他接触到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思想，视野也变得更开阔了。 在德国留学期间，季羡林与一位名叫伊姆加德的女子相遇，两人之间产生了美好的爱情。 这段感情却遇到了不少难题。 一边是异国恋人的依恋，一边是远在故乡的妻子和儿女，以及沉重的家庭责任。 季羡林内心挣扎，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归家庭。 为了不耽误伊姆加德的未来，他毅然斩断了这段感情。 这段经历让他一直觉得可惜。 季羡林回国后，成了北大教授，开始了他的学术之路。 他专心研究，成果丰硕，涉及语言学和文化学等领域。 他精通多国语言，尤其在梵语和巴利语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他的学术著作，影响深远。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季羡林对名利的追求逐渐淡薄。 他主动辞去了各种学术称号，回归到一个纯粹的学者身份。 季羡林与彭德华的婚姻，虽然缺乏爱情的甜蜜，却也充满了亲情和责任。 彭德华默默地付出，陪伴了他一生。 在妻子去世后，季羡林才真正体会到她的珍贵。 他饱含深情地写下了《寸草心·我的妻子》，表达了对妻子的怀念和感激。 在晚年，他对死亡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他认为死亡是自然规律，应该“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季羡林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他经历了包办婚姻的无奈，也体验了异国恋情的甜蜜与苦涩。 他在学术上做得非常出色，同时也在家庭里尽到了责任。 他的人生，是复杂而多面的，也是真实而感人的。 他的经历或许能让我们明白：人生没有固定的答案，关键是要活出自己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