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74军的师长廖龄奇被枪决，师长职务由张灵甫接任。该师官兵愤愤不平，有两个团长主动离开，74军流传：廖龄奇不死，张灵甫难出头。 1941年，第二次长沙会战打响，日军大规模进攻，企图突破中国军队的防线，直取长沙。面对严峻的形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紧急部署，命令各部队迅速集结，阻挡日军的锋芒。 在这关键时刻，第74军承担了重任。军长王耀武接到命令，要求率部前往浏阳，阻击敌军。他麾下有三个师：第58师由廖龄奇指挥，第51师由李天霞领导，第57师则由余程万负责。 廖龄奇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以勇猛和战术精湛闻名。然而，他性格刚直，不善于逢迎，对上级的命令常有自己的判断。相较之下，王耀武为人圆滑，擅长处理各种关系，深得上级器重。 廖龄奇性格中的直率与刚毅，让他在军中颇受争议。尽管在战场上屡次显示出卓越的指挥能力，但他往往忽视了与上级和同僚的和谐相处，这种性格最终成为了他的致命弱点。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与政治博弈异常激烈，一个将领的生死往往取决于他的政治立场和背后是否有强大的支持。 廖龄奇的政治对手不少，其中包括高级将领白崇禧、薛岳和王耀武等人，这些人因其高傲的性格而对他颇有微词。在和平时期，他们无法找到明显的把柄来打击廖龄奇，然而一旦出现危机或者战败，这些对手则迅速利用廖龄奇的性格缺点，将他推到风口浪尖，使其成为背锅侠。 战斗打响后，第58师在正面迎击日军的主力，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左翼的第51师却在关键时刻撤离阵地。李天霞为了保存实力，擅自决定撤退，导致第58师的侧翼完全暴露。日军抓住这一破绽，从两侧包抄，对第58师形成了合围之势。 面对险境，廖龄奇迅速组织突围。他临危不乱，指挥部队顽强抵抗。在损失近四成兵力的情况下，仍成功突破了日军的包围，为后续战斗保存了力量。这一英勇表现本应得到嘉奖，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突围后，按照上级命令，第58师应立即前往浏阳与主力会合。然而，廖龄奇认为部队需要休整，便截下一列火车，将部队带到了株洲。他计划在此进行整训，恢复士气。更令人意外的是，他还在此期间请假回家探亲。在战况紧急的背景下，擅自离队的行为引发了上级的强烈不满。 王耀武得知情况后，对廖龄奇的行为大为震怒。他认为廖龄奇严重违反军纪，不仅未按命令行事，还擅自离开部队。两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战后总结时，薛岳和王耀武在会上指责廖龄奇，称其擅自行动，贻误战机，是导致战局失利的主要原因。 其他将领见状，也纷纷附和。他们将失败的责任推到廖龄奇身上，希望借此撇清自己的过失。廖龄奇平日里性格孤傲，与同僚关系冷淡，此时无人为他辩解，成为众矢之的。 实际上，战局的失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李天霞的擅自撤退，使得防线出现漏洞；薛岳的指挥失误，导致整体战略受挫。然而，在官场的权力斗争中，廖龄奇成为了最佳的替罪羊。他的才能和贡献被忽视，反而因性格问题而遭受指责。很快，他就成了蒋介石及其手下官僚们的替罪羊。 在这些官僚的操控下，蒋介石最终下令将廖龄奇枪毙，以平息对战败的不满。 与廖龄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将领李天霞。李天霞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如廖龄奇出色，甚至有逃跑的记录，但由于他背后有强大的政治支持，包括钱大钧等党国大佬的保护，即便在孟良崮战役中表现不佳，导致同盟部队遭受重创，他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晋升，并最终安全退至台湾。 这种军中的不公和政治的复杂使得廖龄奇的部下和下属深感不满和愤怒。据了解，他的副手张灵甫在廖龄奇被杀后虽然升职，但廖龄奇的许多部下对于这种处理方式表示强烈的不满，认为这是对他们师长英勇牺牲的不公。一些团长甚至威胁要退出军队，整个部队都处于动荡之中。 在事后，蒋介石意识到了自己对廖龄奇的错误判决，下令为其平反，并向其家属发放了抚恤金，试图平息因冤屈处理而引发的内部不满。 来自 张洪涛作. 国殇 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 第2卷 1938-1943[M].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