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周总理便发现了一件怪事：在众多部委提交的文件中，水利部文件上反复出现的签字是副部长的，正部长的名字反而不见踪影。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却遇到了一件让他左右为难的事情。 傅作义曾是国民党将领，在和平解放北平后受到了毛主席的信任，被任命为水利部长。 然而在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水利部，傅作义却发现了自己难以融入的一面，人们的偏见、部内的复杂环境，让这位新部长无比尴尬。 水利部内外对傅作义的质疑之声不断，因为傅作义曾在国民党中担任高官，如今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任命为部长，这让不少人感到不满。 由于这种偏见，傅作义在文件上的签字往往导致部内执行效率低下，人们对于他这个新部长的决定并不买账，认为他没有资格领导新中国的水利事业。 傅作义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避免在重要的文件上亲自签字，而是让副部长代劳。 尽管他是部长，但为了让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他选择了退居幕后，傅作义在水利部内保持低调，他的签字几乎看不到，部长的存在感几乎被消解掉了，反倒是副部长在文件上频频签字。 这一现象很快引起了周总理的注意，1950年初，周恩来总理在批阅文件时，发现水利部提交的多份重要文件上，竟然没有部长傅作义的签字，签字的全是副部长。 这让周总理心生疑虑：傅作义到底在不在履职？他是否在逃避自己的职责？还是另有隐情？于是，周总理决定亲自去水利部查看情况。他打算直接找到傅作义，面对面问清楚这个问题。 1950年3月的一天，周总理来到了水利部，然而当他到达水利部部长办公室时，却发现傅作义的办公室大门紧闭，空无一人。 周总理很疑惑，便向周围的工作人员询问情况。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傅部长好几天都没来了，他去珠江实地勘查去了，据说要过几天回来。” 周总理听到这个回答后，有些吃惊。他追问道：“傅部长为什么要亲自去珠江？”工作人员回答说：“傅部长说，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报告、文件，是做不出成绩的，只有到实地去看，才能发现问题。” 周总理听后，沉默片刻，点了点头，他明白了傅作义的苦衷和坚持。 傅作义并不是在逃避责任，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履行职责。他知道自己身处的特殊身份，不为人所信任，因此他选择以实干证明自己，而不是通过权威命令来推动工作。傅作义的理念是：要治水，必须下到一线，只有亲眼看到问题，才能找到最合适的解决办法。 从那以后，周总理对水利部副部长的签字问题不再过问，默认了这种安排。他理解傅作义的难处，也支持傅作义的实干精神。周总理后来还专门叮嘱水利部的其他工作人员，要尽力支持傅作义的工作，帮助他克服困难。 傅作义几乎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现场奔波，他曾带领水利专家，包括一些来自苏联的专家，踏遍黄河、长江、淮河、珠江等河流，进行水利考察。1 957年4月，傅作义到山西视察水利工作，在视察途中因过度劳累，心脏病发作住院治疗。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派专家从北京飞往太原救治傅作义，才使得他脱离了危险。 即使身体状况不好，傅作义仍然坚持参与一线工作，1962年初，中央考虑到傅作义的心脏病较为严重，安排他到广东休养，但傅作义表示，如果只是去休养，他宁愿不去；如果可以让他在那里做些工作，他才愿意去。 于是，傅作义到了广东后，仍然继续视察当地的水利工程。他每到一处水库，都会先服下预防心脏病发作的药片，然后登上坝顶，亲自了解情况。 1963年8月，河北省邯郸、石家庄等地连降暴雨，导致海河流域发生罕见的特大洪水，当时傅作义正患病在身，但他仍然率领水利部有关人员深入抗洪第一线，视察水情，慰问军民。 最终，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加上此前修建的大量水利工程的调节，终于战胜了洪水，保住了天津市和津浦铁路。 傅作义在他的文章《治水五年》中写道：“五年来参加水利工作，使我更加亲近了我国的劳动人民。我了解了他们过去的痛苦，我看见了他们今日的欢欣，我也看见了他们在水利工程上的忘我劳动。 因而使我深切地了解到，是他们使政府的计划兑现，是他们使治理的方略兑现，是他们使纸上的蓝图变成了物质的长城。”这段话中透露出傅作义对劳动人民的敬意和他对治水工作的热忱。 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长的23年中，几乎都是这样亲力亲为，他不顾个人的健康问题，始终坚持在水利建设的第一线，直到1972年因病提出辞职，中央才批准他离开水利部长的岗位。 但即便在他辞职后，傅作义仍然关心着全国各地的水利事业。1974年4月，傅作义在病重之际，依然心系北方的旱情，问前来探望他的工作人员：“北方地区下雨了吗？” 主要信源：人民网——《49年“门外汉”傅作义为何自荐共和国首任水利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