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对胡耀邦说：“不要和学大寨的那些人争论，我们只管干我们的，增产的粮食还能说假话吗？允许他们批评，三年后，你看到底谁对谁错。”1992年初，也就是关于包产到户争议的三十年后，邓公从历史与现实的高度，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论述：“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于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安徽省推行的责任田制度，其萌芽可追溯至1960年之秋，经过冬日的精心筹备，于年底小范围试点，最终在1961年春天正式成型。这一制度的演进，经历了从包产到队、到组，再到户的逐步转变，每一步都凝聚着改革者的智慧与勇气。面对农业生产的严峻挑战，中共安徽省委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按照社员的劳动底分分配耕地，并根据实际产量计算工分，这一创举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产量提升直接关联着工分增加和收入增长，这无疑是责任田制度的最初蓝本。 在这一关键时期，宿县发生的一则故事如同春风拂面，给改革带来了生机。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农，面对儿子因病无法劳作，自己又不愿成为国家负担的“五保户”，毅然向公社党委书记请缨，带着儿子上山开垦荒地，以一把铁锹、一把四齿钩为伴，竟开垦出16亩土地，收获粮食3300斤，在满足自家需求后，还上交了1800斤粮食和60元现金。 老农的朴素建议——将田地承包给社员个人耕种，以提高生产效率——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深受触动，多次高度评价这位老农的社会主义觉悟，并认识到“包产到户”实则是源自群众的创新，应当予以推广。受此启发，蚌埠地委迅速行动，在怀远县曹老集公社设立了试点。 与此同时，全椒县古河乡的几位农民也向华东局负责人柯庆施提出了“把田交给我们种”的迫切请求。对此，省委积极响应，派遣工作组前往合肥市蜀山公社南新庄小队，实施“按劳动底分包耕地，按实产记工分”的联产到户试点。 这一举措迅速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试点小队的粮食包产指标由原先的8.7万斤跃升至10.7万斤，增幅高达23%。责任田制度在坚持“五统一”（即计划、分配、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用水管水、抗灾的统一管理）的基础上，既发挥了集体的统筹优势，又激发了个体的生产潜能。试点成效显著，周边生产小队纷纷效仿，改革之势蔚然成风。 1961年8月，湖南省委紧跟时代步伐，发布了关于利用冬闲田促进社员生产的通知。该通知明确指出，对于集体单位未能充分利用的冬闲田，允许社员个人借种冬菜或冬种秋收作物，甚至在绿肥田中间种冬菜，借地面积根据地区差异灵活调整，灾区人均可借3至5分地，收入全归社员所有，且不抵扣口粮。随着实践的深入，部分地区进一步探索了分田到户、“井田制”及包产到户等多种模式，其核心在于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生产活动则以户为单位自主进行，负担亦按户分摊。尽管此时全省实施此类办法的生产队仅占5.5%，但其影响力已初显端倪。 河南省的“借地”举措虽起步较晚，于1962年春在“三严重地区”（土地碱化、耕牛死亡、人口外流）实施，但成效显著。具体做法为：集体借出部分土地（人均约6分至8分地，加上自留地约1亩），国家提供铁锹支援（总计100万把）及种子，在集体指导下进行生产自救。这一措施覆盖了豫北、豫东的22个县，惠及约400多万人口。 同年夏季，省政府又决定将部分早秋地借予社员种植红薯，以3至5年为期，收获物作为口粮，不计征购。最终，“三严重地区”借地与自留地合计占总耕地面积的28.6%，一般地区也达到了16.5%。全省39.8万个生产队中，除6000个外均采用了“借地”方式，有效改善了生产秩序，稳定了群众情绪，减少了土地抛荒，促进了生产发展，被农民亲切地称为“救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