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田单干后，农业反而迅猛发展，陈永贵越来越感到迷茫，难道这么多年“学大寨”都学错了？他对万里说：田分了，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吗？万里说：“社会主义不等于大家都搞集体经济，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省市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即1980年75号文件。文件的最大成果是对包产到户的性质做出了新的解释，认为它“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尽管该文件仍存有相当的妥协性，但75号文件使包产到户这种责任制的推行，由半明半暗的、自发的、不合法的状态转入了比较公开的、有组织的、有领导的状态，对指导中国农村改革还是起了重要作用。 农业学大寨，学的是什么？是精神，不是生搬硬套。 从1953年至1962年，大寨人凭借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从初战白驼沟到三战狼窝掌，历经十年艰辛，终于实现了开山辟地、造田增产的宏伟计划。在这漫长的岁月里，粮食的平均亩产量从1952年的仅仅200多斤，奇迹般地跃升至700多斤。这一成就，无疑是对大寨人辛勤付出的最好证明，也是对他们坚韧不拔精神的最高赞誉。 正是这种务实的作风，使得大寨在全国遭受天灾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依然能够保持稳定增长的粮食产量，不仅确保了村民的温饱，还完成了上交余粮的任务。这些成就，在现在看来或许并不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业绩，但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能够做到这些却是何等的艰难与不易。 陈永贵不仅具备看透问题、看清发展前景的眼光，更有着看准方向、下定决心的魄力。他能够带领群众齐心协力奋斗，具备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这些品质，远远超越了普通农民的狭隘性，甚至可以说比当时许多身处高位的干部更加高明。 而时代总是在不断发展的。 1979年3月，全区实行包产到组、包干到组联产计酬的生产队已经达到了生产队总数的68.3%。这一改革举措的推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省里不少人对此持有异议。全国各地的记者也纷纷涌向滁州进行采访。有一次，新华社一次性派来了国内部、国际部、社教部、摄影部等12个部的主任，在张万舒的陪同下，他们来到了凤阳县岳北生产队。当时正值星期天，于是就在小学的教室里召开了一场干部、群众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相关人员详细介绍了包干到组的做法、性质、特点以及作用，并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最终，12位部主任中有11位表示赞成这一改革举措，只有一位持保留态度。这一结果充分说明了包干到组责任制在当时的广泛认可和接受程度。 恰在此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长期规划会议上，有四位副总理都明确提到，一些地方可以尝试包产到户，而贵州就在其中之列。于是，在1980年5月12日至21日，省委召开了为期9天的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农业政策。经过深入研讨，省委于7月15日正式发布了《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即省委38号文件）。该指示中明确规定：对于居住分散、生产落后、生活贫困的生产队，可以实行包产到户；而对于少数连包产到户也困难的生产队，则可以实行包干到户。贵州省委以明文指示的形式，领导并推广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进一步阐明了农村政策放宽后的积极效果。他指出，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在实行这一政策后，效果显著，变化迅速。以安徽肥西县为例，该县绝大多数生产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令人瞩目。而“凤阳花鼓”中所唱的那个凤阳县，也因为绝大多数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而在一年内实现了翻身，面貌焕然一新。针对一些同志的担忧，邓小平明确表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1年10月5日至21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经过半个多月的深入讨论，最终形成了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该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轻易变动。” 文件的核心是，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肯定了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一肯定对于继续解放思想、推动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最受农民欢迎的大包干到户，以燎原之势迅速在全国扩大开来。到1993年底，实行大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98%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