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蒋鼎文升任浙东警备司令兼宁波公安局长，在宁波期间，他本性暴露，狂嫖滥赌生活腐化。 蒋鼎文将警备队伍约束在市郊之外，并将应酬麻烦容易得罪人的公安局长一职让给亲信张剑吾代理，他自己则与当地富商过从甚密，整日花天酒地，结果染上了严重性病，由花柳病专家杨槐堂天天给他医治。杨槐堂此后长期追随蒋鼎文，后来居然还成了少将军医处处长。 内战末期，国民党对徐州的军事指挥进行了重大调整，任命刘峙为新的总司令。 顾祝同尝试解释这一决策，但未能平息不满情绪。 他提到，选择刘峙而非其他候选人，如蒋铭三，主要是因为刘峙在品行上相对优秀，而蒋铭三则因赌博和嫖娼的恶习而不受青睐。 在国民党内部，刘峙和蒋铭三都是陆军二级上将。 刘峙虽然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平汉线作战中表现不佳，被贬称为“长腿将军”，但在顾祝同和其他高级将领看来，他的军事指挥能力还是优于蒋铭三的。 此外，刘峙在蒋介石眼中至少还保持着必要的军事纪律和作风。 蒋铭三曾是“五虎将”和“八大金刚”之一。 这些将领大多数都有黄埔背景，并且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担任过重要的军事职务。 然而，蒋铭三的个人恶习让他失去了在重要时刻担任高级职务的机会，反观其他将领如陈诚和刘峙，则因其能力和忠诚得到了更为重要的军事指挥权。 陈继承作为“八大金刚”中的一员，他的地位虽不如其他几位将领显赫，但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 在黄埔军校，蒋鼎文与校长蒋介石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1927年，蒋介石在徐州指挥作战期间遭遇重挫，名声受损。 李宗仁和白崇禧等合作伙伴突然发难，迫使蒋介石宣布“下野”。 在这个危机时刻，不少人转向其他政治力量，但蒋鼎文却选择留在蒋介石身边。 他随后被任命为浙东警备司令兼宁波市公安局局长，不久后他主动前往奉化溪口，保护处于政治低潮的蒋介石。 1928年，蒋介石再次掌权，蒋鼎文的忠诚和支持得到了回报，被擢升为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蒋介石对于那些在他下野期间背叛他的人进行了严厉打击。 1935年4月，蒋鼎文的军事职业达到顶峰，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 1936年12月，国民党中央军中的要员蒋鼎文接到了紧急召唤，迅速前往西安。 蒋鼎文在到达西安后，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前敌总指挥。 西安事变蒋介石在临潼被扣押，而蒋鼎文等在西安城内的国民党大员也被一并拘留。 被扣押的蒋介石得知中央军已经进攻潼关，但当国民党空军开始轰炸西安，不顾其生死安危时，他意识到形势严峻，于是在张学良的建议下写了停火请愿条子。 在这个关键时刻，蒋鼎文被选中执行将停火条子送至何应钦手中的任务。 任务完成后，当获悉宋美龄和宋子文兄妹计划前往西安与张学良会面时，蒋鼎文主动表达了愿意再次前往西安的意愿，宋美龄深受感动。 在宋美龄、宋子文等人乘飞机前往西安的前夕，蒋鼎文与其第三任妻子蔡文媛在机场告别，蔡文媛当场流泪，情绪激动。 宋美龄见状劝慰蔡文媛。 此次西安事变中，蒋鼎文的行为赢得了蒋介石夫妇的极大信任和好感。 然而，蒋鼎文的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他的早年举止未见堕落，1924年时，他还曾自愿从大元帅大本营兵站总监部上校参谋降至中尉区队长。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在宁波期间及后来在西安，他的生活方式开始放纵，最终陷入赌博和纵欲的生活。 1930年代，蒋鼎文在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的行动中担任第四军总指挥。 他的部队在苏区的多个战斗中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和失败，其中包括第九师27旅被红军突袭并几乎全军覆没。 蒋鼎文此前与陈铭枢和蔡廷锴有着深厚的友谊，尤其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三人曾紧密合作。 特别是蔡廷锴，在蒋鼎文陷入生死危机时伸出援手。 然而，面对蒋介石的命令，蒋鼎文选择了服从，领导15万大军进攻福建，与曾经的战友和救命恩人成了敌对状态。 尽管他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色，但在处理个人与大义的关系上，他往往倾向于维护个人利益和职位。 在西北地区任职期间，尽管面临抗战的严峻形势，蒋鼎文却利用职权大行贪污之实，从而积累了巨额财富。 他的贪腐行为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 更为人所诟病的是，蒋鼎文的个人生活放纵，频繁出入风月场所，最终导致他染上了性病。 参考文献：[1]陈予欢.蒋鼎文与黄埔军校[J].黄埔,2012(1):5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