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评价蒋介石。1959年，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委员茶话会上，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两次国共合作，我和蒋介石来往不少，对蒋介石还比较熟悉，如果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我可以供给他一些资料。” 中国现代历史的繁复纹理中，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关系展现了中国政治动荡的一面。周恩来与蒋介石虽曾在黄埔军校时期有过短暂的合作，但他们的道路最终走向了分裂。 早在1924年，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蒋介石的关系表面看似融洽。蒋介石对周恩来的才能与领导力表示赞赏，尤其是在周恩来推动军校政治教育和组织剧社方面的创新做法，蒋介石评价甚高。 然而，两人的关系逐渐紧张。1925年，蒋介石要求周恩来提交黄埔军校内所有共产党员的名单，周恩来坚决拒绝，因此揭开了两人关系裂痕的序幕。 1926年，蒋介石发动了中山舰事件，并逐步开始实施对共产党的打压，这种政策的转变加深了两党之间的裂痕。蒋介石的这一行为是他政治策略的狠辣与计算，这种独断和权谋的政治风格与周恩来所倡导的党际合作与政治诚信形成了鲜明对比。 周恩来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对话中曾提到蒋介石的军事能力，直言蒋介石在战术上几乎是个外行，尽管在战略上表现稍佳。特别是在武汉战役中，蒋介石的指挥不仅没有改变战局，反而几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四一二政变成为了周恩来与蒋介石决裂的决定性时刻。政变后，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关系从紧张走向公开对立，这说明周恩来与蒋介石道路彻底不同。此后，周恩来作为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其政治智慧和策略在与蒋介石的长期斗争中显得尤为重要。 尽管在个人能力上蒋介石可能并不卓越，但他在政治策略和组织掌控上表现出的狡猾和决断，使他成为了一个不容小觑的对手。 1936年12月，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即将到来，那就是西安事变。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重重困境中。国内的国共矛盾加剧，而外部的日本侵略势力正步步紧逼，中国的统一和抗战前景堪忧。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安事变爆发了。 事件的导火线是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突然行动，他们扣押了当时的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意在迫使其改变对内战的持续推进，并转而统一全国力量抗击日本侵略。 周恩来作为中共的代表，面对这一危急情况，迅速作出了响应。他深知若处理不当，事变可能引发更大的内战，甚至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国家分裂。因此，他亲自赶往西安，目的是为了稳定局势，并推动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 在周恩来的积极斡旋下，首先是确保了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他明确告诉张学良和杨虎城，任何伤害蒋介石性命的行为都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不利影响。这种态度不是出于对蒋介石的个人感情，而是基于对国家大局的考虑。 接下来的几天里，周恩来与宋美龄之间的会谈频繁进行。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及国民党的重要成员，她的态度对解决当前危机至关重要。周恩来在与她的谈判中，不仅展示了政治智慧，更有着他对中国未来的深切关怀。 经过数日紧张而复杂的谈判后，蒋介石终于同意停止内战，开始寻求与共产党的合作抗日。 在周恩来的坚持和努力下，西安事变最终未能演变成更大的内乱。他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和平的调停者，更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面，尽管是在一个非常紧张的背景下进行，但周恩来以其卓越的外交手腕，成功地说服了蒋介石改变策略。 最后，蒋介石在公开讲话中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不仅是对周恩来政治智慧的认可，也是对国共两党合作新篇章的开始。 1959年，周恩来在一次政协茶话会中提及自己与蒋介石的交往历史。他回忆两次国共合作期间，与蒋介石有过频繁的接触和深入的了解。 周恩来表示自己对蒋介石的个性和政治行径颇有研究，对其人其事颇为了解。他还提到，对于未来有意编撰蒋介石历史的学者或作者，他愿意提供相关的第一手资料，以助于历史的真实记录。 来自 唐文焱主编；梁横江副主编. 同心·筑梦 高校统一战线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M].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