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开完遵义会议。军事方面毛主席有了话语权，拍板人还是周恩来。博古拿着党中央大印和文件不愿交出来，实际上就是不信服毛主席。这导致政治路线和军事指挥不统一。 革命的风潮中涌现出了许多年轻的革命家。这些年轻人在青春时期便投身于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秦邦宪，即博古，便是其中之一。 博古出生于一个有学问的家庭，他的才华早在年轻时便显现出来。1925年，他赴苏联留学，学习工业知识，并深入参与了当地的政治活动。 博古归国后迅速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926年加入党组织，很快便显示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他的留学背景和扎实的理论基础使他在党内迅速崭露头角。 1926年至1930年间，博古在苏联结识了许多党内重要人物，如王明等，这段经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政治视野。 1930年回国后，博古被任命为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不久后又升任团组织部长，其政治生涯因此步入快车道。 1931年，中国共产党面临严重的内外压力，正是这一年，博古开始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并在多个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当时他尚未成为中央委员，但在党内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1931年，王明离开中国前往苏联，博古与其他几位领导人组成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承担起党的重要责任。这一时期，博古的政治才能和领导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在指挥反“围剿”战斗及长征期间，由于战术和战略的一些失误，红军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在瑞金起程，开始了艰难的长征。出发前，红军已获悉蒋介石的“铁桶计划”意图围剿红军，因此决定突围。 尽管大多数红军士兵未被告知具体目的地，但他们将面临漫长且艰难的行军。在突破数个封锁线后，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士气低落，人数从86000人降至30000人。 湘江战役尤其惨烈，许多红军士兵牺牲，这也促使当地人发誓“从此不食湘江鱼”，以示对牺牲红军的哀悼。 随后，在面对接连的敌军封锁与重大损失后，红军高层包括博古和李德在内，面临严峻的批评和战略重判。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怀化的通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这场会议被称为“通道会议”。 在会议中，毛泽东提出了避开强敌，转移至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的战略。 他的提议得到了朱德等人的支持，最终中央军委决定立即向贵州方向转移，这一决策被称为“通道转兵”，有效避开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为红军保存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12月14日，红军在战斗中占领了黎平县。黎平地理位置独特，坐落在黔、湘、桂三省的交界处，这里的军阀互有矛盾，加之地形复杂、交通闭塞，成为红军的休整圣地。 当地的几次小规模胜利虽不足以改变战局，却为红军士气带来了希望。 12月18日，红军在黎平县城翘街的一家商铺里举行了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这场会议辩论非常激烈。 李德坚持北上主张。然而，毛主席坚决反对，主张红军应向贵州北部进军，经过台江、黄平、翁安、同乐，最终攻占遵义，并以此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 会议持续了十几个小时，最终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获得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同。 红军从此开始摆脱被动局面，转入主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也开始受到更多重视。 陈云后来回忆，自此红军不再是被动四处奔走的队伍，而是转变为一支能够积极进攻的力量。 在黎平会议确定的新方向指引下，红军继续向西进发，连续攻克镇远、黄平等地，最终抵达乌江南岸。 1934年12月，张闻天与王稼祥在黄平县一片橘树林中的一个偶遇，变成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对话。两人躺在并排的担架上，讨论着红军的未来。 王稼祥忧心忡忡地提出问题，而张闻天坦言当前策略的不可行性，并强调了毛泽东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毛能解决当前困局。这场被称为“橘林谈话”的对话，最终导致了红军高层的觉醒。 这一觉醒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得到了体现。 紧接着，红军于1935年2月初到达“鸡鸣三省”交界地。 鸡鸣三省村庄位于贵州省毕节市东北75公里的深山之中，界于黔、川、滇三省。这个村庄的名字源自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传说中村中的鸡鸣可传至三省，故得此名。 历史上，这里是苗族聚居之地，原名已不可考。这个村子不仅因其地理特性闻名，还因为曾是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重要会议地——“鸡鸣三省会议”地点而备受瞩目。 该会议在遵义会议之后召开，尽管不为人所熟知，但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关键的平台。 在这里，张闻天提出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军事指挥权的问题，建议毛泽东担任中央的核心角色。周恩来在会前与博古的私下对话中，用蒋介石的例子启发博古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并表明只有毛泽东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最终，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党的领导，而毛泽东的中心地位在党内逐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