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一名被判犯有“贩卖布票罪”的年轻女子，她神情木然，胸前挂着一个大白牌，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和所犯的罪名。

北京某街道上，一名年轻女子被警察押送在大街上公开示众。她双手被铐，胸前挂着一块写有她姓名和罪名的大白牌。这名女子神情木然，面无表情地走在街道上，任由周围的人指指点点。 事情还要追溯到几天前。那时，这名女子的生活十分拮据。她是一名工人，在一家国营工厂上班。虽然每月都有工资，但是由于工资微薄，仅够维持温饱，生活质量很差。她的丈夫是一名建筑工人，收入也不稳定。他们还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需要抚养。面对水涨船高的物价，这个家庭入不敷出。 女子想到，也许可以通过在黑市倒卖布票，来换取一些额外的收入。当时，社会上布票等票证的供应十分短缺，但黑市上却很流行。由于女子平时工作勤恳，工厂给了她一些布票作为奖励。她觉得与其把布票换成自己并不十分需要的衣物，不如拿到黑市上卖掉，用换来的钱购买一些家里更需要的东西，比如食用油、肉类或者学习用品。尽管她知道倒卖布票属于违法行为，但在生活的重压下，她还是铤而走险。 这一决定要追溯到当时的社会背景。20世纪50年代，我国百废待兴，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国家对市场实行统一管控，对主要商品实行计划供应票证制度。从1953年开始，布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老百姓购买棉布、毛料等织物，除了人民币现金，还必须出具布票。除了布票以外，粮票、肉票、油票等各种票证也纷纷出台。人们不得不学会在票证指定的商店购买指定物品，自由选择和交易受到极大限制。在物资普遍匮乏的年代，配给票证成为了维系人们生活的重要保障。 但另一方面，票证的出现也导致了黑市的泛滥。由于合法渠道无法满足需求，不少人会在黑市高价购买票证，或者倒卖手中的余粮余票。官方虽然三令五申，禁止票证买卖，但在利益的驱使下，地下交易依然屡禁不止。这名妇女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走上了倒卖布票的道路。 女子第一次背着丈夫偷偷拿布票到黑市时，内心忐忑不安。她生怕被警察发现，又担心遇到骗子吃亏。她带着5张布票，打算换10元钱。这个数目说大不大，但对于一个月工资只有40多元的工人家庭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就在交易即将达成的时候，黑市突然遭到了警方的突击检查。女子当场被捕，5张布票也成了警方的物证。 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倒卖票证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发布了《关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明确指出对倒票投机牟利，情节较轻的，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名女子虽然只是初犯，倒卖的数量也不多，但仍被法院判处了2年有期徒刑。

除了要在狱中服刑以外，这名女子还被当地派出所和街道办安排在大街上示众。当众游街示众曾经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在封建社会，游街示众是一种非常残酷的肉刑，犯人不仅要忍受肉体的折磨，还要忍受巨大的精神羞辱。即便到了共和国时期，这种做法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成为对违法犯罪人员进行惩戒的一种手段。直到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才明确指出，这种做法不符合刑法的规定，属于司法机关滥用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行为。游街示众才最终在我国绝迹。 从现代法治的视角来看，当年对倒卖布票的行为适用刑法处罚，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首先，＂贩卖布票罪＂在当时的刑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主要依据的是上述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说明在法律层面是模糊的。其次，在物质匮乏年代，民众迫于生计倒卖票证，很大程度上是困境所迫，并非主观恶性太大，适用刑罚不免显得过于严苛。再次，在量刑上，最高可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与倒卖的数量完全不成比例。此外，从程序上看，当众示众明显有悖于法律的规定和人道主义精神，是对人的尊严的极大侵犯。 这些问题的存在，反映出当时的立法和司法还不够成熟，法治意识和人权观念淡薄。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国的法律常常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阶级斗争色彩，重刑主义盛行，疑罪从有，程序正义缺失。这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法治意识才逐渐提高。1979年刑法、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依法治国的新阶段。 当年那个因为倒卖5张布票就锒铛入狱、还要当众受辱的女子，在如今已不会重现。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票证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即便一个人从事了某些违法的经济活动，我们也会本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惩戒的同时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名女子的遭遇提醒我们，法治不仅要惩恶，更要扬善。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号召下，相信我们的社会将越来越文明，越来越有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