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国民党军十六兵团将领筹划起义，认为兵团司令孙元良是最大的障碍，如果不除掉或让他离开，起义难以发起。

十六兵团组建于1948年8月，由黄埔一期的孙元良任司令官，兵团辖41军、47军、99军。前两个军是川军元老孙震的部队，孙元良是他的侄子，99军是“土木系”的部队，虽划入十六兵团，但从未到位。

在徐州“剿总”的几个兵团中，以十六兵团实力最弱，在淮海战役打响时，兵团直属加上41军、47军，兵力不过四万余人，比一个满编“甲种军”强不了多少。

杜聿明集团被围陈官庄后，孙元良擅自突围，十六兵团四万多人一夜之间覆灭。孙元良逃回南京后，老蒋并未责罚他，而是让其回四川重建十六兵团，继续当司令官。

孙震在渡江战役后，担任西南军政副长官兼“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拥有相当的军政权力。在孙震的支持下，孙元良很快重建了十六兵团，恢复了41军、47军建制。

因孙元良的“中央军”将领身份，加之他跋扈妄为，和重建部队的川军军官们矛盾很大。为了协调关系，孙震让川陕鄂边绥靖副主任董宋珩协助孙元良指挥部队，并让曾甦元再次担任十六兵团副司令官。

董宋珩、曾甦元是孙震的老搭档，董宋珩长期充当孙震的副手，在孙震将41军、47军的指挥权交给孙元良后，称病去了成都；曾甦元跟随孙震多年，十六兵团组建后，被任命为副司令官，但不满孙元良所为，寻了个由头辞职回了四川老家，这个选择倒是让他躲过了在陈官庄当俘虏的结局。

十六兵团重建后，在孙震的劝说下，董宋珩、曾甦元重新出山，充当孙震、孙元良的副手。

12月9日，川军将领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董宋珩悄悄乘车来到彭县，和邓锡侯、刘文辉等人密谈。

邓锡侯、刘文辉让董宋珩相机劝说孙震率部起义，董宋珩说：“孙震的想法，我还摸不透。”

邓锡侯说：“你可以以言语试探一下，但要小心，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要交底。”

董宋珩随后和解放军派驻彭县的代表会面，表达了起义的意愿。

几天后，孙震根据“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命令，带着川陕鄂边绥靖公署的部队往遂宁、广汉一带转移。孙震在后撤途中，在绵阳和川军将领杨森碰面。

杨森本是重庆卫戍总司令，重庆解放时，他的部队一触即溃，损失逃散大半，他和同为败军之将的孙震聊天时，哀叹不已。

得知孙震、杨森在绵阳后，董宋珩赶去相见，探寻口气。孙震说：“胡宗南有个计划，将残余部队转移去雅安、西昌，继而去云南。”

董宋珩说：“这个计划就算执行，时间上怕也来不及了。”

杨森说：“就算转移，也轮不到我们这些杂牌部队，只能是充当了炮灰。”

董宋珩趁机说了彭县起义的事，孙震和杨森听后表情复杂，半晌无语，最后孙震说：“老都老了，还是找个地方养老吧。”

第二天，孙震、杨森乘车来到成都后，得到消息，张群在昆明被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西南军政长官由顾祝同接任，因顾祝同兼职过多，西南公署事务，实际由副长官兼参谋长胡宗南代理。

孙震、杨森不愿听胡宗南指手画脚，加之也清楚大势已去，两人告病不去参加胡宗南主持的军事会议。这时，顾祝同通知孙震，让把所辖部队的团以上军官的眷属都送到成都，然后分批运往台湾。

归川陕鄂边绥靖公署节制的部队，有一个兵团部、三个军部、十个师部，眷属们到成都后，因生活无助，整日聚集到孙震的住所门前索要“安家费”。

孙震向阎锡山、顾祝同斡旋后，要来了三千两黄金。孙震将其中的五百两，分给军官家属，自己留下五百两，其余派人送给孙元良，充作十六兵团的军费。

手头有了五百两黄金的孙震，去意变得坚决，他找了一架小飞机，准备带着家人离开。

孙震的老部下雷云仙，希望孙震留下起义，去找孙震疼爱的女儿孙芳吉说：“德公（孙震字德操）是川军老将，地位也高，只要肯转向，对面肯定是欢迎的。你们去台湾，看似带了五百两黄金，可又能花多久呢？再者，寄人篱下的日子也不好过。”

孙震听了孙芳吉转告的话后，暂时放弃了离开的打算。但在杨森的反复劝说下，还是在12月18日乘飞机逃往台湾。

临走前，孙震将川陕鄂边绥靖公署的事务交由董宋珩打理，这倒客观上便于董宋珩发起起义。

孙震走后，孙元良成为起义的最大障碍。不过，由于十六兵团名义上归川陕鄂边绥署节制，董宋珩是代主任，副司令官曾甦元等主要军官又大都倾向起义，孙元良对部队的掌控度大降。

12月19日，董宋珩以绥署总部的名义，下令各部队向什邡集结。在41军、47军到后，曾甦元派人给孙元良送去一封信，内容大意是，十六兵团官兵已决定起义，若孙元良参与，那么非常欢迎，若不愿请脱离部队，否则休怪不顾“同僚之谊”。

看到信的孙元良大惊失色，乘车逃回成都。成都解放时，孙元良化装潜逃，一路辗转跑去了台湾。

12月25日，董宋珩、曾甦元领衔，率川陕鄂边绥署直属、十六兵团等部，在什邡通电起义。

起义官兵改编为解放军，迎来了新生，人人喜气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