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8日，北洋政府卫队开枪打死了四十七名徒手请愿的学生和群众。这场惨案发生后，段祺瑞亲临现场，见到如此悲惨的景象，便忍不住长叹一声：“一生清明，毁于一旦”，然后长跪不起。 在上海，宋教仁被暗杀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引发了社会的巨大震动。不久后，警方在迅速的侦查中抓获了主要嫌疑人应桂馨等，并查出了其与国务总理赵秉钧之间的电报往来。这一证据一经公布，立即激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慨，人们对政府高层的信任产生了严重的疑问。 尽管处于北洋政府时期，上海的司法机关并未因涉案人员的高官身份而退缩。1926年3月，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对示威学生的血腥镇压后，北京的司法检察机关毅然介入。他们基于客观的调查结果，公然指责政府对学生的诬蔑和暴行，这一勇敢的行为在司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而在上海，当赵秉钧收到从上海检察厅发来的传票时，他以疾病为由逃避审讯，没有公然使用权力阻挠司法程序，但他的行为已经暴露了他的闪躲意图。上海检察厅不畏权势，继续推进案件的审理。尽管关键嫌疑人缺席，他们依然于5月30日开庭审理此案。 1925年鲁迅因不满北洋政府对教育的干预，被章士钊撤职后，他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尽管章士钊身居高位且关系网广泛，但他未能施加足够的压力以影响司法裁决。最终，鲁迅在法庭上获胜，这一判决再次证明了当时司法的相对独立性。 1926年3月，当日本军舰傲慢地驶入大沽口，直面冯玉祥的国民军，帝国主义的干涉已显露无遗。面对外来的挑衅，国民军立即做出了回应，发炮还击。然而，这一行为很快招致了英美日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压力。这些国家通过外交途径向段祺瑞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国民军撤销防御措施。 在这种国际压力的背景下，李闽学的个人经历显得尤为突出。1925年，他在汇文中学的一次游行中，因校方的阻挠而令事态复杂化。不甘受制于教会学校的思想改造，李闽学勇敢地与同学们一道冲出校园，公开发表演讲，抗议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他的行动虽然得到了同学们的响应，却也使他在汇文中学的地位岌岌可危。 1926年，由于在汇文中学的经历，李闽学选择了转学至今是中学，一所由冯玉祥创办的学校。这所学校的名字引自晋代陶渊明的诗句，寓意告别过去，重新开始，与李闽学的处境不谋而合。 从上海的惨痛事件到北京、南京、汉口、广州的激烈反应，全国范围内的群众运动逐渐升温。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的悲剧，其中日籍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并伤及多人，点燃了民众的怒火。紧接着的5月30日，上海学生的游行被英国巡捕以枪火回应，造成更多无辜的伤亡。这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了6月1日的大规模罢工罢课罢市运动。 1926年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为声援国民军，前往天安门前举行了一次震动全城的示威大会。此次大会不仅是对帝国主义野蛮行径的强烈谴责，更是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的成立之日。大会上，李闽学慷慨激昂地痛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激起了参会者的广泛共鸣。 随着大会的结束，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随即展开。参与者来自社会各界，他们的脚步坚定，口号响亮。然而，当游行队伍行至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段祺瑞不仅下令政府卫队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还命令军警持刺刀和马刀进行残忍的镇压。在这场血腥的镇压中，19岁的李闽学不幸中弹牺牲，与他一同倒下的，还有刘和珍等47名烈士，另有200多人受伤。这场惨案震惊了中外，被称为“三一八”惨案。 段祺瑞政府在惨案发生当日，迅速下令通缉了徐谦、李大钊等五名活动人士，并将数十人如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列入黑名单。鲁迅先生后来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将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在此事件的余波中，各界对李闽学的牺牲表达了深切的哀悼。3月28日，北京南横街吴公祠内，甘肃旅京同乡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北京圆明园遗址内安葬了李闽学的遗体。甘肃旅京同乡还将收集到的各界挽联与纪念文章编纂成《李闽学烈士纪念册》。 甘肃特别支部在兰州也召开了追悼大会，倡导民众团结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李闽学烈士精神的影响下，其亲属如弟弟李振华和妹妹李芳春等人，在后续的抗日战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振华于1937年1月赴延安，并于同年4月正式加入党组织。 来自 纪红建著. 中国御林军 辽、金、元、明、清、北洋时期北京禁卫军 全新修订[M].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