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李弥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并给第八军发去“听候改编”的电报。狡猾的李弥用的是暗语，实则让第八军进攻昆明，以武力逼迫将他释放。

李弥在12月9日傍晚，去云南省主席卢汉的公馆开会时，为了以防万一，他和参谋长杨也可约定，若在发来的电报中，有“等候改编”这四个字，表明他已遭卢汉软禁，第八军应马上行动，以武力威胁放人。

当晚9时，李弥、余程万、石补天、沈醉、沈延世等蒋系大员，在卢汉公馆的会议室被扣押。晚10点，卢汉在省府的办公室里发布命令：“我现在宣布，云南起义了。昆明全市实行紧急戒严，各单位按照原定计划开始行动。”

第二天，被扣押的李弥、余程万等人，或情愿或不情愿的，都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李弥按照要求，给沾益的第八军军部发去了“就地待命，等候改编”的电报。

第八军参谋长杨也可看到电报后，马上派车去接第六编练副司令曹天戈到军部来。在曹天戈来之前，起义的第六编练司令部参谋长卓立来到第八军军部，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劝说他们率部起义。

就在部分军官犹豫不决时，顽固军官在杨也可的带头下，坚决反对起义，还有军官从地上捡起石头向卓立扔去。

就在会场秩序一片混乱之时，曹天戈到了，他对大家说：“李军长还被关着，大家不要内讧，总之不投降就是了。”

二十六军那边，在得知军长余程万被扣押后，军官们推举副军长彭佐熙主持军务。

老蒋在云南起义后，把“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叫来臭骂一番，让他马上去处理善后，最好是亲自去云南指挥。

当时，“陆军总司令”的大部分机关，都迁到了云南的曲靖。顾祝同是不敢去前线指挥的，他给在曲靖的陆军参谋长汤尧发去电报，让他统一指挥在云南的蒋军第八军、二十六军等部，向昆明反扑。

顾祝同征得老蒋同意后，又下达委任令：汤尧升任陆军副总司令，曹天戈、彭佐熙分别接任第八军、二十六军军长。

新的军长任命了，还被关着的李弥、余程万怎么办呢？老蒋给了两人“云南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的头衔。

汤尧在前往沾益去和曹天戈会面前，给原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马瑛发去电报，表示愿意起义，并说第八军的官兵眷属，许多都在昆明城外不远的大板桥住着。汤尧让马瑛去告诉卢汉，趁着第八军主力未到昆明，派部队把大板桥的眷属全部扣押。

汤尧并不是真起义，而是玩阴谋，让卢汉派人把眷属抓了，进而激怒第八军官兵。卢汉估计汤尧起义不是真心，也不想把事情做绝，并未去为难大板桥的第八军眷属。

在沾益和曹天戈等第八军主要军官商议后，汤尧让第八军军部留守沾益，由杨也可代为负责，其余部队由曹天戈指挥，向昆明开进。

本来，汤尧要求第八军、二十六军在15日前，完成对昆明的包围并发起总攻。彭佐熙给汤尧发去电报，说二十六军驻扎的过于分散，无法在16日按期集结，汤尧便将总攻时间延后到了18日。

曹天戈在二十六军未到的情况下，下令第八军率先进攻昆明。15日下午，第八军的一个师攻到了昆明城郊，并占领了东北部高地。

卢汉让李弥写一封让第八军停火的信，李弥满口答应，但提出：“别人去送，曹天戈他们恐怕不相信，就让我太太龙慧娱去送吧。”

卢汉考虑后，同意了。李弥将信写好，交给龙慧娱时，趁人不注意，向她说了和信件内容相反的内容。

龙慧娱到了大板桥第八军临时指挥所后，当着曹天戈等人的面将信撕掉，然后说：“你们军长说了，打得越厉害，他越安全。”

曹天戈询问昆明的情况，龙慧娱说：“炳仁（李弥的字）让我告诉你，昆明兵力不足，正是抓紧进攻的大好机会。”

曹天戈和在场军官纷纷表示，会率部全力进攻，龙慧娱将他们说的大意，在旗袍里子里写下。送信回来的龙慧娱，去见被关押的李弥时，偷偷将旗袍上的内容给他看。

在和李弥商量好说辞后，龙慧娱在见卢汉时说：“卢主席，我一个妇道人家，曹天戈那帮人根本不当回事。他们不相信信的内容，说除非见到炳仁安全后，才会停火的。不如让炳仁出城去劝说，我留下来当人质。”

昆明保卫战这时正打得激烈，卢汉鉴于情势紧张，将李弥释放。李弥回到大板桥后，召集军官开会，他的主张是，即便打下昆明也于事无补，在解放军到后还是要放弃，不如将部队撤往怒江沿线，拒险而守，以待时机。

李弥的建议，遭到曹天戈的反对，汤尧也不断来电询问攻城进展。曹天戈为了控制部队显得很强势，没了军长头衔的李弥，在第八军话语权大降，只得同意继续打下去。

20日上午，第八军攻占了昆明以北高地，二十六军一部一度攻入市区。卢汉一咬牙，干脆在下午把余程万也给释放了，并给二十六军送去了四卡车的银元。

彭佐熙在余程万回去后，主动交出指挥权，对比曹天戈，可谓是差别巨大。余程万召集主要部队长开会，下达部队向宜良撤退。当晚，二十六军撤离昆明外围，已攻入市区的几百官兵，被起义部队缴械。

第二天，得知二十六军撤走后，李弥、曹天戈下令第八军撤往大板桥，紧接着又往蒙自方向撤退。至此，昆明保卫战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