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和周逸群等返回湘西，路过常德澧州。人困马乏，饥肠辘辘，贺龙十几个人围在一起吃饭，突然被30多名国军包围了。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记录了贺龙的非凡能力：他能够单独进入中国的任何一个村庄，向当地的哥老会显示自己的身份，并迅速组织起一支武装力量。有时，贺龙甚至成功地将地方哥老会的力量完全纳入红军之中。 某次，贺龙与周逸群等人从常德澧州返回湘西的路上，国民党已经发布了通缉令寻捕他。他们进入一家客栈用餐时，突遭三十多名国民党士兵闯入。 这些士兵手持武器，本意只是寻找食物。当贺龙起身拔枪应对时，领队的士兵识出了他的身份，立刻敬了个礼，并带着尴尬笑容向贺龙道歉：“大帅，我们也是来搞点东西吃，没想到惊动到您了。” 贺龙曾任澧州镇守使，与哥老会有深厚的联系，这让他在许多地方都拥有人脉和影响力。 因此，尽管他是国民党的通缉对象，但这些士兵仍旧对他抱有敬畏和忠诚，不愿对他采取敌对行动。 面对曾经的部下们，贺龙并未对他们的突然闯入表示不满。他轻描淡写地回应道：“免了，我要住在这里，你们既然来了就在这给我站岗吧。” 这些士兵于是在客栈里守夜，直至第二天送走贺龙后才返回国民党部队。他们甚至报告自己未见到贺龙，显示出对他的忠诚及尊敬。 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贺锦斋等十余名中央派来的代表抵达湘西，任务是创建红军建设的雏形。 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在桑植和鹤峰边界地带，建立一支由地方武装力量重组的红军队伍。 贺龙利用自身深厚的影响力，成功整合了当地十余支土著武装，组建起一支初具规模的军队。 然而，尽管有着地方势力的支持，当红军试图攻占桑植县城时，面对敌军强大的抵抗及快速的增援，遭遇了严重的挫败。 特别是在洪家关的战斗中，我方受到重大打击，贺龙不得不带领残余部队撤回到边境地区，暂避锋芒。 6月份，情势有所转机，敌军龙毓仁部队西撤，贺龙与李良耀抓住机会，率军重返桑植。这一次，他们不仅回到了战场，而且成功巩固了力量，标志着湘鄂西红四军的正式组建。 湘鄂西红四军的创建过程并不简单。起初，这支军队虽然规模达到数千人，却由于成员背景复杂，战斗力参差不齐。 部队中不乏只想通过参军“升官发财”的成员，这些人的存在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意志和革命精神。 贺龙意识到，要想维持和提升部队的战斗力，必须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彻底整顿。 因此，他首次对红四军进行了整军，重点是思想教育和党的领导体系的建立。大量干部被派至部队中担任领导职务，其中包括陈协平、黄鳌、董朗和郭天民等优秀军政干部。 通过不断的教育和改造，部队逐渐树立了革命的正确观念，部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显著提高。 随后的整军中，贺龙特别强调了军官的革命意识统一。红四军中不少官员曾是国民革命军的成员，他们在军事行动和战术应用上还保留着旧军队的惯性思维 。通过召开大会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贺龙和李良耀成功地统一了军队中的革命理念，确保了所有军员都能正确理解革命的真正意义。 1928年冬，贺龙率领的湘鄂西红四军在石门战役失利后，决定进行第二次整军。 石门之战的失败暴露了红军直接进行阵地战的战术弱点，尤其是缺乏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应用，这使得红军在对抗地方强大的反动民团时损失惨重。于是，贺龙将整军的重心放在提升军群关系和基层管理教育上。 整军初期，红四军主要在横峰及周边地区活动，贺龙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建立党团组织，并强化军民合作。 通过基层干部的宣传和教育，红军与地方群众的联系日益紧密。这种强化后的军群关系为红军在湘西地区扩大武装提供了坚实的民意支持。 进入1929年，贺龙采取更为积极的策略，带领红四军扩展了湘西根据地，首先攻克建始县城，随后又连续夺取鹤峰与桑植县城，并在战斗中击毙敌方旅长向子云。 到1930年初，红四军不仅控制了横峰、桑植、五峰、长阳四县，还将兵力扩展至3000余人。 这段时期的另一重要决策是贺龙对红军内部进行的清理，他主要裁撤了动机不纯的入伍者，加强了对老党员和老团员的依赖，重组训练了新的战斗队伍。通过这三个多月的整训，红四军焕然一新，显著提升了作战能力。 1930年2月，红四军东下，同年7月与红六军在公安会师，两军合编为红二军。此举标志着湘西与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正式联合，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 参考资料：铜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铜仁地区志[M].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