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军将领刘万春起义后，出任解放军军长，却暗中联系蒋介石，由此被抓！聂荣臻不知如何处理，毛主席指示：“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绥远省（今内蒙古部分地区）就成了亟待解放的重点对象。 当时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主张起义，但驻守在绥远的官兵们对此很有意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毛主席特意提出了一个“绥远方式”。 （参考信源：党史纵览2012-06-15——《刘万春:从民国中将到共和国第三十六军军长》） 就是双方先停战，让董其武慢慢做思想工作，等时机到了再起义。 驻守在绥远的第111军军长刘万春对和谈倒是喜闻乐见，因为他一直都很厌恶战争。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就开始主张蒋介石和共产党和谈。但对于起义归附共产党以及部队被收编，刘万春心中十分反对。 因为蒋介石对刘万春十分赏识，处处提携，刘万春十分感念蒋介石的恩情，不愿归附共产党。在董其武实施绥远方式，对绥远军内做起义的思想工作时，刘万春一直在想方设法搞破坏。 刘万春先是提议把共产党的联络人员全部缴械，被拒绝后，又密令自己手下打砸我党的一家报社，疯狂阻止我党同志进行和平宣传。 不仅如此，1949年7月，刘万春的老上司徐永昌过来组织绥远起义时，刘万春炮制了一场血案。 刘万春的十几名手下，将中共联络处的四个同志拦下强行搜身，还朝我党同志们扔出两个手榴弹，同时开枪射击，致使我党一位同志不幸殒命。 之后，为了掩人耳目摆脱嫌疑，刘万春又派人将这些凶徒全都就地枪决，简直就是在欲盖弥彰。 但和平是天下大势，不管是刘万春还是徐永昌，以及他们背后的蒋介石，都无法阻止绥远起义。 徐永昌担心被逮紧急逃走，刘万春还不忘在徐永昌离开前紧急表明心意：“请老爷子放心！我起义后将成为党国的内应，直至坚持到反攻的那一天！” 徐永昌离开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9月18日，绥远全军正式起义，绥远和平解放。 解放军并没有亏待刘万春，依旧让他担任军长一职，但刘万春还是不买账，始终存有反叛之心。 鉴于刘万春在起义之前的举动，董其武以及老上司傅作义也很担心刘万春执迷不悟。 于是，董其武经常找刘万春谈话，想要扭转他的思想。傅作义也特意把绥远的军政干部召集在一起，规劝大家一定要改邪归正，一心一意走正确道路，不要再误入歧途。 刘万春没有听进去，绥远起义之后，刘万春多次派手下到香港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一心一意要做蒋介石的内应。 正所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刘万春行事小心，但他的反叛心理最终还是暴露了。 1950年的一天，解放军巡查时发现了形迹可疑的刘万春手下。简单审讯后，这个手下就将刘万春的一应做派交代了干净，他身上还带着蒋介石给刘万春的委任状。 这一下可谓证据确凿，但由于刘万春是起义将领身份特殊，为避免不必要的影响，聂荣臻司令员直接把证据摆在了傅作义和董其武面前。 傅作义哑口无言，董其武震惊又难过，只能一边道歉，一边要求依法查办。 逮捕刘万春的过程非常顺利，1950年11月，聂荣臻联合傅作义，以开会的名义把刘万春及几个主谋全都召集到北京，然后将他们当场扣留。 可紧接着问题来了，刘万春应该怎么处置呢？ 按理说，刘万春里通外敌其罪当诛，但他是起义将领，直接杀了难免会引起不必要的舆论风波。 就在聂荣臻陷入两难的时候，毛主席做出了指示：“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刘万春是起义将领，对绥远和平解放一事有功，因此当受到宽大处理。 最终，刘万春只是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1967年刑满释放后，他还成为了北京市的政协委员，直到1990年病逝。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对刘万春真的是颇为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