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军将领刘万春起义后,出任解放军军长,却暗中联系蒋介石,由此被抓!聂荣臻不知如何处理,毛主席指示:“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绥远省(今内蒙古部分地区)就成了亟待解放的重点对象。 当时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主张起义,但驻守在绥远的官兵们对此很有意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毛主席特意提出了一个“绥远方式”。 (参考信源:党史纵览2012-06-15——《刘万春:从民国中将到共和国第三十六军军长》) 就是双方先停战,让董其武慢慢做思想工作,等时机到了再起义。 驻守在绥远的第111军军长刘万春对和谈倒是喜闻乐见,因为他一直都很厌恶战争。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就开始主张蒋介石和共产党和谈。但对于起义归附共产党以及部队被收编,刘万春心中十分反对。 因为蒋介石对刘万春十分赏识,处处提携,刘万春十分感念蒋介石的恩情,不愿归附共产党。在董其武实施绥远方式,对绥远军内做起义的思想工作时,刘万春一直在想方设法搞破坏。 刘万春先是提议把共产党的联络人员全部缴械,被拒绝后,又密令自己手下打砸我党的一家报社,疯狂阻止我党同志进行和平宣传。 不仅如此,1949年7月,刘万春的老上司徐永昌过来组织绥远起义时,刘万春炮制了一场血案。 刘万春的十几名手下,将中共联络处的四个同志拦下强行搜身,还朝我党同志们扔出两个手榴弹,同时开枪射击,致使我党一位同志不幸殒命。 之后,为了掩人耳目摆脱嫌疑,刘万春又派人将这些凶徒全都就地枪决,简直就是在欲盖弥彰。 但和平是天下大势,不管是刘万春还是徐永昌,以及他们背后的蒋介石,都无法阻止绥远起义。 徐永昌担心被逮紧急逃走,刘万春还不忘在徐永昌离开前紧急表明心意:“请老爷子放心!我起义后将成为党国的内应,直至坚持到反攻的那一天!” 徐永昌离开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49年9月18日,绥远全军正式起义,绥远和平解放。 解放军并没有亏待刘万春,依旧让他担任军长一职,但刘万春还是不买账,始终存有反叛之心。 鉴于刘万春在起义之前的举动,董其武以及老上司傅作义也很担心刘万春执迷不悟。 于是,董其武经常找刘万春谈话,想要扭转他的思想。傅作义也特意把绥远的军政干部召集在一起,规劝大家一定要改邪归正,一心一意走正确道路,不要再误入歧途。 刘万春没有听进去,绥远起义之后,刘万春多次派手下到香港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一心一意要做蒋介石的内应。 正所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尽管刘万春行事小心,但他的反叛心理最终还是暴露了。 1950年的一天,解放军巡查时发现了形迹可疑的刘万春手下。简单审讯后,这个手下就将刘万春的一应做派交代了干净,他身上还带着蒋介石给刘万春的委任状。 这一下可谓证据确凿,但由于刘万春是起义将领身份特殊,为避免不必要的影响,聂荣臻司令员直接把证据摆在了傅作义和董其武面前。 傅作义哑口无言,董其武震惊又难过,只能一边道歉,一边要求依法查办。 逮捕刘万春的过程非常顺利,1950年11月,聂荣臻联合傅作义,以开会的名义把刘万春及几个主谋全都召集到北京,然后将他们当场扣留。 可紧接着问题来了,刘万春应该怎么处置呢? 按理说,刘万春里通外敌其罪当诛,但他是起义将领,直接杀了难免会引起不必要的舆论风波。 就在聂荣臻陷入两难的时候,毛主席做出了指示:“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刘万春是起义将领,对绥远和平解放一事有功,因此当受到宽大处理。 最终,刘万春只是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1967年刑满释放后,他还成为了北京市的政协委员,直到1990年病逝。由此可见,党和国家对刘万春真的是颇为优待。
傅作义自己就留了几千条枪 怎么好意思说教别人[笑着哭]
这种应该直接坐牢到死,优容就是对烈士犯罪
主席宽宏大量,刘虽然通敌,但对国家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判死刑是对的,也可以稳定投降国军的军心。体现主席的国家发展大局的高瞻远瞩。
伟人就是伟人!
世间一切人际关系皆是相互利用
改造什么呀,直接把他驱逐出境,免得浪费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