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明史专家吴晗发掘完万历皇帝的定陵后，得寸进尺，又想挖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周总理听后沉默良久，说了一句话让吴晗破灭了幻想。   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对文物的保护技术还不成熟，不能急于求成，让子孙后代来完成这项工作或许更为妥当。”   吴晗听到这句话，犹如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满心的热情瞬间被浇灭。但周总理的话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想法。   吴晗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开始反思自己在定陵发掘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定陵的发掘并非一帆风顺，在挖掘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和经验，许多文物一出土就遭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损害。那些精美的丝织品，在接触到外界空气的瞬间就迅速氧化、褪色；珍贵的书画也因为保存条件不当而变得模糊不清。   更为悲剧的是，由于当时对文物保护的意识淡薄，一些文物在出土后没有得到妥善的保管和登记，甚至出现了文物丢失的情况。这不仅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更是对后人研究历史的严重阻碍。   想到这些，吴晗心中充满了懊悔和自责。他意识到自己的冲动和急于求成给文物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明白了周总理的顾虑是多么的明智和深远。   但是吴晗的想法在当时的考古界并非独一无二。还是有一些学者认为，通过发掘帝王陵墓，可以获取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珍贵文物，对于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意义。但定陵的教训让更多的人开始冷静思考，发掘工作是否应该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进行。   定陵的悲剧在社会上也掀起了一场关于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的大讨论。   有人认为，应该暂停大规模的帝王陵墓发掘，集中精力研究和完善文物保护技术；也有人觉得，适当的发掘有助于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必须在充分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在这场讨论中，越来越多的声音倾向于谨慎对待文物发掘。文化部门也加强了对考古工作的管理和规范，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审批制度和保护措施。   吴晗在经历了这一系列的事情后，决定转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他开始投入到对已出土文物的修复和保护工作中，同时积极参与制定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和政策。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弥补之前在定陵发掘中所造成的损失，并为未来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1968年3月，吴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因《海瑞罢官》事件被捕入狱，在这之前，他曾与一同被下放的夏鼐先生见过一面，悲伤地承认，“作铭（夏鼐先生的字），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论争，你和老郑（指郑振铎）是对的。你比我看的更远……”   吴晗的事件影响了一大批学者，他们开始注重文物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创新。在实验室里，他们努力探索新的材料和方法，以延长文物的寿命；在考古现场，他们严格遵循保护原则，确保每一次发掘都是在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文物保护技术不断进步，对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和全面。但人们始终没有忘记定陵的教训，每当有新的考古发掘项目提出时，都会经过反复的论证和评估，确保文物能够得到最好的保护。   几十年后，当新一代的考古学者站在长陵前，他们感慨万千。他们深知，正是前辈们的经验和教训，让他们能够更加谨慎、科学地对待这座历史瑰宝。   而吴晗的故事，也成为了考古学界一个永远的警示，提醒着每一个人在追求知识和探索历史的道路上，要始终怀着对文物的尊重和对历史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