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北伐军团长鲍靖中听说抓到一个共党，他兴冲冲地走进审讯室。却意外地发现，黑洞洞的枪口下站立的竟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恩师。 1927年4月11日晚，周恩来忙于在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筹划重组纠察队的相关事宜。与此同时，周恩来收到了一个紧急的邀请，来自于第26路军第2师师长斯烈，邀请他前往师部商讨重要事宜。 周恩来和六名纠察队员一同前往位于宝山路的天主堂，那里是第2师的临时师部。他们的到来正中埋伏的国民党武装的下怀，周恩来和随行的纠察队员遭到了预谋的偷袭和缴械。在与斯烈的会谈中，斯烈故意拖延时间，实际上是遵从了蒋介石的密令，有着别有用心的企图。直至凌晨，外面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周恩来意识到这次会谈只是一个诱使他离开纠察队的计谋。 1927年4月12日清晨，革命的叛徒联合上海青红帮的打手，突袭了毫无准备的上海工人纠察队，开始了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血腥屠杀。 在得知周恩来被扣押的消息后，时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迅速行动，向中共中央汇报并着手组织营救。他通过工人纠察队的黄澄镜，联系到一直与中共上海区党组织保持联系的国民革命军第26军的党代表赵舒。赵舒对周恩来的安危极为关切，立刻与黄澄镜一起驱车前往第2师师部。 到达师部后，赵舒利用他的影响力和与斯烈的多年交情，痛斥斯烈的行为，并以大义劝说他释放周恩来。斯烈的弟弟斯励同样劝说其兄长反思并改变主意。经过一番劝说，斯烈终于释放了周恩来和其他被扣押人员，并向周恩来道歉。 此后，赵舒在抗日战争期间活跃于浙东地区，组织民众抗日，并担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的政治生涯一直持续到1948年逝世。 “四•一二”事件后，随着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政变，上海陷入了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中，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其处境变得极其危险。 周恩来的化名“伍豪”迅速被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纳入通缉名单，上海的街头巷尾贴满了悬赏通告，承诺给予捉拿者高达8万元现洋的奖金。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周恩来并未轻易露面，而是转移至吴淞附近的徐家宅，暂借一处工人的小阁楼继续进行革命工作。面对四面楚歌的困境，周恩来决定采取更为隐秘的方式来避开追捕。 随后，考虑到形势的严峻性，周恩来和其伴侣邓颖超临时搬至当时的外籍与富裕人士聚集区——礼查饭店，伪装成阔佬与阔太，以此混淆视听。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将核心机关由上海迁至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 5月下旬，准备离开上海前往武汉的周恩来得到了刚从苏联回国的陈赓的保护。陈赓采购了两张英国怡和公司客轮的大统舱船票，并准备了两套海员服装作为伪装，以确保旅程的安全。周恩来和陈赓装扮成海员，乘坐一辆带布帘的黄包车直奔虹口码头。尽管一路顺畅，但周恩来早已察觉到了特务的跟踪。 在码头，周恩来和陈赓利用人流的掩护，巧妙地躲过了特务的视线。陈赓假装系鞋带，促使周恩来迅速改变位置，而两人在码头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通过专用海员通道登上了怡和号。船只驶向黄埔江，两人在大统舱中藏匿两天，直到船经过九江后才上甲板透气，最终安全抵达武汉。 1927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任命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并在四天后成为中共中央常委。同年8月1日，周恩来等领导组织发动了南昌起义，为反抗国民党的压迫打响了第一枪。 一次，周恩来在上海的活动中，由于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失守，他的处境变得极其危险。原本，这里设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但当周恩来得知该地点已落入敌手，且纠察队损失惨重后，他不得不另寻出路，避免被捕。 为了安全，周恩来选择了在夜幕下悄悄前往浦东的贫民区。他希望借助这里的地下党组织重新建立与中共中央的联系。然而，情况并不像他预期的那样顺利，因为这一区域已被国民党的第26军严密控制。次日一早，周恩来在浦东的棚户区被第26军的第1师士兵发现并捉拿。 周恩来被押送至团部时，情况出人意料地向好的方向转变。团长鲍靖中识别出了周恩来。鲍靖中决定秘密帮助周恩来逃脱。他让士兵离开审讯室，随后向周恩来透露了自己的身份和计划。鲍靖中迅速找来一套军服让周恩来换上，并在混乱中带他离开浦东，确保了他的安全。 抗日战争期间，鲍靖中曾担任国民党第20军的副师长。战后，他因战争中的伤势辞去军职，隐居于南京。1950年，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总理，到南京视察工作，委托时任南京市市长刘伯承和副市长张霖之帮他了解鲍靖中的近况。 1956年，在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期间，周恩来陪同苏加诺到南京参观。这次行程为周恩来提供了与鲍靖中重新联系的机会。周恩来向鲍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并致以亲切的问候。在随后的一年，周恩来再访南京时，特意拜访了鲍靖中，确保市政府照顾他的晚年生活，直到鲍靖中在南京逝世。 来自 吴昌华著. 黄埔风云 2[M].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