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女知青红梅抱着4岁的儿子回了北京的家。哪料，她母亲破口大骂：“我们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谁曾想到了晚上，母亲竟抱起孩子：“我来帮你把孩子养大！”   1976年秋天，北京的胡同里，红梅抱着4岁的赵玉刚站在自己阔别多年的家门前。她的心跳得厉害，不知道该如何向家人解释这个突然带回来的孩子。   当母亲打开门看到这一幕时，先是惊讶，继而勃然大怒。"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下乡几年就给我带回来一个野孩子！"母亲的怒吼声在胡同里回荡。红梅低着头，任凭母亲发泄怒火，只是紧紧地抱着赵玉刚。   这一幕引来了邻居们的注目。在那个年代，未婚生子是极大的耻辱。红梅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但她没有退缩。她知道，自己必须坚强，为了怀里这个无辜的孩子。   待母亲稍稍平静下来，红梅终于有机会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她讲述了自己在陕西农村的七年知青生活，讲述了赵家对她的照顾，也讲述了赵玉刚父母的不幸遭遇。   "妈，我不能看着玉刚成为孤儿。赵叔叔和婶婶对我那么好，我必须报答他们。"红梅哽咽着说。   母亲听完后沉默了。良久，她叹了口气，伸手接过赵玉刚。"进来吧，外面冷。"她说。   红梅的下乡经历要追溯到1969年。那年，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18岁的红梅，和全国数百万知识青年一样，告别城市生活，来到了陕西省的赵家沟村。   赵家沟是个贫困的小山村，缺水少电，生活条件艰苦。红梅和另一位知青王艳被安排住在村民赵砚田家中。赵砚田夫妇待她们如同亲生女儿，经常指导她们如何干农活，如何适应农村生活。   红梅和王艳很快就融入了村子的生活。她们参加各种农活，学会了种地、喂猪、挑水。晚上，她们还给村里的孩子们教书识字。虽然生活艰苦，但她们感受到了农村的淳朴和温暖。   1972年春天，赵砚田的妻子闫玉兰怀孕了。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中。然而，在生产那天，由于条件有限，闫玉兰遭遇难产。尽管村里的接生婆和从镇上请来的医生竭尽全力，闫玉兰还是在生下孩子后不久离开了人世。   赵玉刚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却失去了母亲。赵砚田悲痛欲绝，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红梅和王艳主动承担起照顾婴儿的责任。她们轮流照看赵玉刚，给他喂奶、换尿布，就像亲生母亲一样细心呵护。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照顾婴儿并不容易。她们用自己的口粮换来鸡蛋，捣碎后和成糊状喂给赵玉刚。为了给孩子保暖，她们把自己的棉衣拆开，给赵玉刚做了小棉袄。   赵砚田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常说："有你们在，玉兰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   然而，1976年初，一场意外再次降临到这个家庭。赵砚田在山上砍柴时不慎滑落，当场丧生。这个噩耗让所有人都陷入了绝望。赵玉刚失去了唯一的亲人，成为了孤儿。   面对这个情况，红梅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她要带着赵玉刚回北京，亲自抚养他长大。这个决定不仅源于她对赵家的感恩之情，也源于她对赵玉刚的责任感。   回到北京后，红梅面临的挑战远不止家人的质疑。她需要为赵玉刚办理户口，让他能够在北京上学。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需要多方协调。   幸运的是，红梅的坚持打动了很多人。在街道干部和邻居们的帮助下，赵玉刚终于获得了北京户口，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份子。   1979年，红梅结婚了。她的丈夫张明是个善良的人，完全接纳了赵玉刚，把他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两年后，红梅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从此，家里有了三个孩子，但红梅和张明始终一视同仁，没有丝毫偏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红梅和张明抓住机遇，开了一家小商店，生活渐渐好了起来。他们把所有的孩子都送进了好学校，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未来。   赵玉刚在这个充满爱的家庭中健康成长，逐渐成为一个善良、有责任感的青年。上大学后，他主动选择了支教，来到了当年红梅下乡的赵家沟村。他希望能像红梅阿姨当年那样，为需要帮助的人付出自己的爱心。   多年后，当记者问起红梅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时，她平静地说："那不是选择，那是我应该做的。在那个年代，我们彼此相互帮助，相互温暖，这才让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