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26岁，在拿到美国博士学位的第九天，回到了1950年彼时一穷二白的祖国；34岁，他用三个“不能说”告诉妻子工作的变动，从此，整整消失二十八年，回来的时候，是一个直肠癌晚期的病人；61岁，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总负责人，他一共获得了国家奖金——特别奖20元，其中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弥留之际，他仍嘱咐要尖端武器研发方面努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黄旭华——32岁，参与研制绝密级的核潜艇研制工程；从此，黄旭华隐姓埋名，30年没有回家；等到他退居二线，终于有时间陪伴家人时，父亲已经去世多年，母亲也很快撒手人寰；在亲情上情债累累的黄旭华，接受采访时，眼含热泪地说：“我觉得，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郭永怀——47岁，在国外有车有房的他，带着妻子李佩毅然回国；回国后，郭永怀担任中国力学研究中心副所长，参与原子弹和人造卫星研制工作；1968年，59岁的郭永怀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谁料，那架飞机意外坠毁！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找到他时，吃惊地发现他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尸体中间，夹着一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完好无损！唯一的生还人员痛哭流涕地回忆道，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听到郭永怀大喊一声：“我的材料！” 钱伟长——34岁，钱伟长以“回国探亲”的名号，冲破美方多次阻挠，毅然回到祖国；往后余生，国家需要什么，他的专业就是什么——他36岁学力学，成为“中国力学之父”；他58岁学电池，因为中国坦克缺乏高能电池；他64岁学计算机，开创了宏观字形编码方案“钱码”；他72岁当校长，用10年时间把上海大学建成了国内一流大学……对此，钱伟长说：“回顾我这一辈子，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我没有专业，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王德民——23岁，混血大帅哥王德民毅然前往艰苦的大庆油田，他从最底层最累的基层试井做起，白天干体力活，晚上熬夜搞科研；往后余生，他帮助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创造了最高采收率逼近70%的世界奇迹！2016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将编号为210231号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王德民星”。这才是我们要追的星！ 王淦（gàn）昌——他3次差点获得诺贝尔奖，堪称中国科学届第一牛人；1961年，54岁的王淦昌参与和领导研制原子弹，化名“王京”，隐姓埋名17年；从此，他再未公开发表一篇论文，再未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对于隐姓埋名17年，3次错失诺贝尔奖，王淦昌无怨无悔：“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不能没有两弹一星；中国可以没有诺贝尔奖，但不能没有大国核盾。” 彭恒武——“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32岁的物理学家彭桓武，在1947年回国时如此说道；回国后，彭桓武身兼数职，既是清华、北大物理系的教授，又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1995年，80岁的彭桓武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成就奖”以及100万元港币的奖金，他用这些钱成立“彭桓武纪念赠款”，奖励那些老科学家们；2007年，92岁彭桓武去世之前，将一生的积蓄——50万存款，全部捐给了物理研究所。 于敏——他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干着惊天的事业，名字却绝密28年；1988年，于敏的名字被解禁，妻子孙玉芹这才和全国人民一起，终于知道于敏是干什么工作的，“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晚年，荣誉纷至沓来，于敏却谦逊地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黄大年——2009年，51岁的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在英国迎来事业巅峰的时候，选择回到祖国，“多数人选择落叶时归根，但作为高端科技人员应该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回国7年，黄大年成为“地球深部探测专项”的领军人物，带领中国正式进入“深地时代”！他一心埋头苦干，不要任何头衔，“先把事情做好，名头不重要”；他没日没夜地工作，连按时吃饭睡觉都成了奢侈，“我是活一天赚一天，哪天倒下，就地掩埋”；2016年，黄大年积劳成疾，被确诊患了胆管癌。2017年，黄大年因医治无效逝世，年仅58岁…… 穿越历史的星空，这些科学家如此相似—— 不同的时代，一样的情怀，一代代人掀起振兴中华、复兴民族的浪潮。 看到他们，我们会知道何为中国脊梁，怎样才能一生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