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大宝元年（550年）正月丙寅，梁朝的天文官员在白天观察到了月亮。这一天是正月十六，凌晨时分还能看到月亮，这种现象其实并不罕见。然而，观星人员根据这一现象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占卜，他们说：“白天见月，预示有隐秘的阴谋，国家的英雄将逃亡。”又说：“白天月明，奸邪并起，擅权者将威胁君主。”

当时距离梁武帝去世已过去8个月，侯景实际上掌控了台城，而萧纲虽为皇帝，却如同囚徒一般。观星者的这些预测，实际上是对当前局势的深刻反映。

回顾549年的历史，被软禁在皇宫中的简文帝萧纲，心中充满了愤恨和后悔。那一年，他错过了许多可以扭转乾坤、置侯景于死地的机会。古人常说“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这句话在萧纲身上得到了验证。他最终成为了这句话的又一个例证。

侯景占领台城后，遣散了各路援军，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的封赏活动。他假借皇帝的名义，自封为大丞相、河南王、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使持节、录尚书事，迅速将国家的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叛军草草地处理了台城战后的事务，宣布所有在台城为奴的北方人获得自由，并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编入侯景的军队。

长达数月的围城之战导致大量尸体堆积，人们无暇处理，尸体腐烂在街头巷尾，尸油流入河沟，整个建康城弥漫着恶臭，瘟疫肆虐。

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叛军将尸体集中焚烧，甚至一些尚未完全死去的人也被残忍地烧死。尚书省外兵郎鲍正因重病将死，被叛军从家中拖出，扔进火堆中焚烧。鲍正被火烧得惨呼求救，痛苦地挣扎了许久才最终死去。

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点都是不可原谅的，它们将永远被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台城被围困并最终陷落后，梁朝各地出现了不同的反应。在淮南地区，由于长时间未能收到梁朝朝廷的消息，并且面临东魏徐州的强大压力，许多城池纷纷投降。

东徐州（今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刺史湛海珍和北青州（今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刺史王奉伯投降了东魏。青州（梁朝侨置州，位于今江苏省连云港市）刺史明少暇和山阳郡（属北青州）太守萧邻则弃城南逃，这些地区均被东魏占领。

最初被侯景攻占的寿阳城，由王显贵负责留守。合州刺史萧范多次派兵围攻寿阳，但王显贵最终还是将城池重新归附东魏。

梁朝的边境防线被迫退至淮河以南。上述州郡都是梁天监年间从北魏手中夺取的，如今却在一夕之间失去，令人痛心疾首。

然而，损失远不止于此。合州刺史萧范得知台城已失，担心侯景会来进攻，于是将所部兵马全部撤到合肥东南的东关，声称要出兵东下讨伐叛军。

东关位于今安徽省巢县，古施水注入巢湖后，东南方向有一条干流，古称濡须河，河流经巢县后继续向东南流入长江。

濡须河如今已由多条小河流所取代，但在古代，它流经东关附近时，与两岸的七宝山共同构成了一处河道狭窄、山势险峻的战略要地。从军事角度看，将兵力部署在东关可以更快速地利用水路进入长江，无论是进攻、防守还是撤退都更加灵活，相较于合肥更具优势。

然而，萧范同时向东魏求援，并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往东魏作为人质。可惜的是，他的计划未能如愿。尽管合肥的防御条件不如东关，但由于它是淮南的重要城市，其战略价值远超东关。

东魏军队迅速占领了合肥，但拒绝出兵援助萧范。这时，萧范才意识到自己白白将一个重要的州郡拱手让给了东魏，无奈之下，他只得率领部队沿长江西逃。

合肥的失陷使得南朝失去了淮南江北的一个综合性战略枢纽，导致江北地区的防御体系崩溃，边境的防御形势进一步恶化。

侯景任命仪同三司萧邕为南徐州（治所在京口）刺史，并派遣将领徐相进攻晋陵（今江苏常州）。晋陵守将不战而降。仪同来亮率领军队进攻宣城，却被宣城内史杨华设计诱杀。

湘潭侯萧退与北兖州（今江苏淮安市清浦区）刺史萧祇弃城投降东魏。侯景先后派遣萧弄璋与羊海接管北兖州，但州民自保据城，随后东魏派军争夺北兖州城，羊海率部投降东魏，使侯景颜面尽失。

叛军大将宋子仙、于子悦各自率部进攻东扬州（今浙江绍兴）和吴郡（今江苏苏州）等地。东扬州刺史萧大连曾拥有4万余人的部队，台城陷落后，他率军返回东扬州。东扬州富饶，会稽诸郡物产丰富，当地民众非常支持萧大连固守城池。

然而，萧大连从台城撤回后士气低落，整日沉迷于饮酒作乐，不再过问军事。他将所有事务交由东阳（今浙江东阳）人留异处理。当宋子仙的大军逼近时，东阳豪强留异充当内应，引导叛军进城。萧大连仓皇出逃，最终在信安县（今浙江衢州）被俘。

在台城被围期间，吴郡太守袁君正曾率军入援，但台城沦陷后，他撤回了本郡。前来攻打吴郡的叛军虽然只有数百人，却表现得异常嚣张，这主要是因为各路援军的消极怠战，使得叛军对梁军产生了极大的蔑视。

尽管袁君正麾下有数千兵力，但他不敢与叛军交战。城中的豪强陆氏担心抵抗会引来叛军的屠杀和洗劫，于是劝说袁君正投降了于子悦。然而，这种懦弱的投降并没有换来叛军的慈悲。于子悦一进入吴郡，便命令军队大肆抢劫。富庶的三吴地区，如同台城一样，遭受了严重的掠夺，四处狼烟四起，百姓或被杀害，或被掳为奴隶，处境极为悲惨。

各地的豪强纷纷筑堡自保，武力对抗叛军，以保护乡土的安全。东阳人李瞻起兵反击宋子仙，但不幸兵败被俘。侯景对他施以极其残酷的刑罚，意图通过残杀来震慑三吴地区的百姓。据史书记载，李瞻被押到建康市上，先被砍断四肢，再被剖腹挖出心肝肠，但他至死不屈，表现出了极高的气节。

叛军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极大的阻碍，侯景不得不派遣大将任约为南道行台，率重兵镇守姑孰，以镇压三吴地区的反抗。同时，侯景再次大规模地释放奴隶为平民，试图以此激励他们为叛军卖命。

为了稍微缓和三吴百姓的敌对情绪，侯景还派侯子鉴到吴郡，将纵兵掠夺的将军于子悦和张大黑抓回建康处死。

吴兴（今浙江湖州）太守张嵊与从台城逃来的御史中丞沈浚集兵固守。侯景首先派遣行台刘神茂进攻吴兴，但在鳢渎（今地不详）遭遇顽强抵抗，刘神茂的部队大败溃散。

随后，侯景命令侯子鉴率领2万军队再次进攻吴兴。尽管吴兴守军英勇抵抗，但由于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处于劣势，最终州城被攻破，张嵊被俘虏并押送至建康处决。

虽然三吴的主要州郡相继落入叛军之手，但吴地豪强的抵抗意志远超侯景的预期。江北广陵的前刺史祖皓聚集民众起义，杀死叛军将领董绍先，坚守本郡。广陵位于建康北大门京口附近，这里的起义对叛军构成了巨大威胁。

侯景迅速派遣部将郭元建进攻广陵，并亲自率主力增援。

广陵城破后，祖皓被俘虏。为了泄愤，侯景将祖皓绑在柱子上用乱箭射死，并将其尸体车裂示众。广陵城中的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被半埋在土中，随后叛军纵马践踏，用弓箭射杀，广陵城几乎被夷为平地。

宋子仙的部队在围攻吴郡新城太守戴僧易时，吴郡的豪强陆缉和戴文举联合起义，杀死了侯景任命的伪吴郡太守苏单于，拥立前淮南太守萧宁为主，聚集了万余人的队伍。然而，陆缉出身群盗，习惯于不守规矩，攻下吴郡会稽城后纵兵抢掠，严重失去了民心。不久，他们被叛军击败，吴郡再次落入叛军手中。

萧宁再次站出来，召集了一万余人的武装力量对抗叛军。然而，这些临时拼凑的部队战斗力薄弱，很快被宋子仙的叛军击败，萧宁也被杀害。

建康附近的州郡中，吴郡的抵抗最为激烈，遭受的屠杀和破坏也最为严重。即便如此，吴地人民的抵抗意志依然坚定，这显示了江南地区对侯景的强烈抵触情绪，也是侯景在江南难以立足的根本原因。

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萧大心率领本部兵马据守州城，对抗侯景派来的豫章太守赵威方（赵伯超之子）。赵威方被俘后，设法逃脱并返回建康。前合州刺史萧范则率部抵达枞阳，与萧大心会合。

与此同时，邵陵王萧纶率领残部辗转来到江州。作为江南辈分最高、身份最贵、年纪最长的宗室王，萧大心将江州刺史之位让给了自己的六叔萧纶，并希望萧纶能担任统帅，整合江南诸州的军队共同抵抗叛军。

然而，萧纶深知仅凭江南数州的弱兵难以对抗叛军，且萧大心与萧范各自拥兵数万，彼此之间已有嫌隙，凭借自己的实力难以调和。因此，他认为江州不宜久留，便婉言谢绝了萧大心的好意，沿江西上，寻求更多军力的支持。

到了大宝元年（550年）七月，叛军几乎攻陷了三吴地区的大部分领土。在这场持续的战争中，建康以南的州郡遭受了叛军的残酷掠夺。

在承平五十年的江南，士族与平民应对灾难的能力极为有限。长期的战乱导致生产停滞，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大部分粮食被叛军掠夺作为军粮。加之这一年频繁发生的旱灾和蝗灾，民间的存粮几乎耗尽。

饥饿的民众不得不逃到山林中，以树皮和野草充饥，虽然暂时缓解了饥饿，但这些食物很快也被消耗殆尽，导致大量饥民饿死。

即便州郡中的富裕家庭坐拥大量的金银财宝，也难以买到粮食。许多人穿着华丽的丝绸衣服，怀中抱着珍贵的珠宝，却因饥饿而面容憔悴，气息奄奄，绝望地等待死亡。

史书记载：“江南千里不见炊烟，人迹罕至，白骨堆积如山丘。”

又说：“自从晋朝南渡以来，三吴地区最为富饶，贡赋和商旅都集中于此。然而到了侯景之乱时，叛军不仅掠夺了所有的金银财宝，甚至开始掳掠百姓作为食物，或将他们贩卖到北方，幸存的民众几乎消失殆尽。” 这些记载客观地反映了侯景之乱的毁灭性，这是一场毫无积极意义的反人类战争。

尽管叛军势力强大，但最终仍会被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所击败。

大宝元年（550年）七月，任约从姑孰出兵进攻江州，遭到萧范之子萧嗣的抵抗，最终被击退。然而，由于两家军队同处一州，不久后，萧范与萧大心之间因争夺地盘而产生矛盾。最初，寻阳王邀请萧范到江州，目的是希望两支军队联合抗敌，共同抵御侯景的侵袭。

然而，萧范到达湓城后，意图将江州据为己有。凭借自己兵力上的优势，他命令手下将领各自占领州县，逐渐蚕食了萧大心的地盘，使后者只剩下豫章一郡。尽管如此，双方的关系尚未彻底破裂。

后来，原历阳郡守庄铁逃到江州投奔萧大心，但两人很快产生了矛盾。萧大心派遣军队在豫章围攻庄铁。

由于庄铁与萧嗣关系密切，萧嗣与其父商量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吞并萧大心，于是派遣大将侯瑱率兵救援庄铁。萧大心的部队被击败，两家因此结怨。萧大心随即下令封锁边境，禁止与萧范控制的各州进行任何物资交易。

萧范麾下的数万士兵因此面临粮食短缺的困境，许多人因饥饿而死，最终只剩下几千人马。萧范在北方受到叛军威胁，南方又遭到萧大心的封锁，最终因愤怒和压力过大，背部生疽而亡。萧范的部下拥立其弟萧恬为新首领，而萧嗣则坚守晋熙郡的皖城县城。

任约趁火打劫，率领军队再次进攻皖城。萧嗣的手下纷纷劝说他投降，但萧嗣毅然决定率领残兵与叛军进行殊死战斗。他亲自上阵，冒着箭雨与敌人交战，不幸被流矢射中脖子。尽管如此，他依然带着箭矢继续杀敌，直到叛军暂时退却，才拔出箭矢。不料这一拔之下，他立即因伤势过重而身亡。皖城随之崩溃，落入叛军之手。

任约乘胜进军，迫使湓城（今江西九江）和豫章（今江西南昌）两处投降。萧范留下的16个儿子全部被俘虏，并被押送到石头城坑杀。

江州刺史萧大心部众仅剩千余人，无力再战，便与任约议和。他的家人也被抓回建康，最终与梁简文帝一同被侯景杀害。

侯景部将于庆率兵进攻新淦（今江西清江），但被当地守军击败。此时，从岭南起兵北上的陈霸先已有偏师抵达，与新淦守军共同反击叛军。与此同时，侯景已准备从江州西上进攻郢州一带，于庆部叛军则撤回豫章固守。

江州的沦陷对中游的郢、荆、湘、雍诸州，尤其是荆州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从湓城沿长江向西进攻郢州，水路大约500里，只需几天时间，郢州因此大为震动。

早在当年正月，萧纶离开江州后到达江夏（今湖北武汉江夏区），刺史萧恪将全州让给萧纶，但萧纶并未接受。于是，萧恪推戴萧纶为承制，即代行天子之命。

萧恪是梁武帝第八弟萧伟的儿子，尽管辈分较高，但在宗室中的影响力远不及萧纶。他看出萧纶志向远大，且在台城之外排位最高，于是推举萧纶为承制，显然是希望借助萧纶的力量号令外藩诸皇子。

萧纶起初还表现出谦虚的态度，但在郢州开府置官后，便开始以承制的身份行事，显得旁若无人。

郢州作为一方重镇，萧恪手下有数千兵力，但他尊萧纶为承制，郢州原有的官属部队却并不情愿。萧纶的部下因主子地位提升而态度傲慢，与郢州官属之间产生了不少摩擦。

萧恪的咨议参军江仲举建议举兵袭杀萧纶，但萧恪深明大义，认为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自家兄弟相残只会自取灭亡。江仲举背着萧恪联合诸将密谋攻击萧纶，不料计划泄露，被萧纶先一步下手。萧恪因此陷入尴尬境地，不得不狼狈地去向萧纶道歉。幸亏两人还能顾全大局，没有引发更大的冲突。

大宝元年（550年）八月，任约率军西上攻打郢州，萧纶派遣司马蒋思安率领5000名士兵袭击任约，出乎意料地取得了胜利。

然而，蒋思安未能巩固战果，胜利后放松了警惕，结果被叛军反击，不得不退回郢州。

萧纶随即整顿各军，大修武器装备，准备全力对抗叛军。郢州下辖江夏（州治）、武昌、竟陵、武陵、西阳、巴陵六郡，虽辖地不大，但地处中游要冲。

从客观形势来看，郢州与三吴的州郡有明显不同，它拥有皇室最正统的号召力，军事和后勤实力也未受太大损失。如果萧纶能在郢州站稳脚跟，即使短期内无法战胜叛军，也能据州死守。一旦各地援军纷纷赶来救援，叛军进退维谷，形势将逐渐向有利于梁军的方向发展。然而，形势突然发生了最令人痛心的变化，这一切都源于荆州。

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担心长兄萧纶凭借其地位和影响力，逐渐壮大势力，招揽人心。为了遏制萧纶，萧绎不顾大局，派遣军队进攻郢州，声称是为了护送萧纶到江陵，并协助郢州军抗击叛军。

然而，萧纶的实力远不如荆州，面对萧绎的强势进攻，他无力抵抗，只能率军逃离郢州。荆州方面的大将王僧辩率领一万士兵进驻郢州，原郢州刺史萧恪被萧绎调往武州（今湖南常德）担任刺史。

随后，萧绎任命自己的儿子萧方诸为郢州刺史，并委派心腹鲍泉辅佐政务，名士颜之推负责文书工作，从而完全控制了郢州。

对于叛军而言，郢州易主并非好事。如果萧纶继续留在郢州，以萧绎之前在援救建康时拖延不前的表现来看，荆、郢两家必然互相牵制，叛军进攻郢州反而更容易得手。然而，随着荆州势力的扩张，江州以西地区由萧绎独大，如果叛军贸然进攻，可能会引发荆州军的全力反击。

叛军对此形势的敏感度不高，任约仍于当年九月率部进攻郢州，首先进攻武昌（今湖北鄂州）和西阳（根据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在湖北黄冈，但据《读史方舆纪要》应在黄冈东南130里，即湖北蕲春）二郡。这两郡是郢州江夏郡以东的重要沿江据点，是江夏的门户，当时由西阳太守周炅掌控。

周炅利用郢州易主的机会，巩固了两郡的防御，招揽当地豪强，实力非常强大。

宁州刺史徐文盛率领2万兵马从南方赶来讨伐叛军，湘东王萧绎命令徐文盛与周炅会师，共同抵御任约的进攻。

逃往江北的邵陵王萧纶得知任约率军来犯，迅速率兵南返，驻扎在距离西阳郡80里的地方。

任约派遣部将叱罗子通率领200名骑兵进行突袭，以如此少的人数敢于攻击梁朝的藩王，足见叛军的嚣张气焰。

尽管萧纶麾下仍有七八千兵马，但由于戒备松懈，被叛军这200人的小部队打得措手不及，最终萧纶只能单骑逃走。

同年十一月，任约率军进抵武昌城外的樊山，樊山即今天的鄂州城西的西山风景区，地势险要，扼守樊口。为了防止郢州失守，萧绎派遣护军将军尹悦、巴州刺史王珣、定州刺史杜幼安率军前往江夏增援。

周炅长期驻守西阳，对当地地理环境十分熟悉。他与徐文盛联合进攻任约，屡战屡胜，在贝矶大败任约的水军，叛军将领叱罗子通、赵迦罗被斩杀。

任约是侯景手下的一名悍将，自渡江以来几乎未尝败绩，但在樊山一战中却大败于荆州军，导致叛军士气大挫。任约的残部停驻在西阳，等待侯景的援军。萧绎也命令江夏王珣等部向东推进至武昌，与徐文盛合兵，共同抵御叛军。

至此，侯景才意识到荆州军的实力远非之前建康城外的各路援军可比，因此暂时放缓了对郢州的攻势，转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整合三吴地区的占领区以及稳定建康的政治局势上。

前东扬州刺史萧大连的中兵参军张彪在若邪山（今浙江绍兴境内）起兵，聚集数万人，攻打浙东多个县份。

侯景派遣赵伯超、田迁等人前去征讨张彪，并大败张彪军。赵伯超的侄子赵棱当时在张彪军中，他设计要杀死张彪并投降侯景。

赵棱假装与张彪结盟，用小刀划破自己的胸部滴血为誓，张彪也照做。趁此机会，赵棱夺过刀子刺向张彪的胸口，使张彪重伤倒地。赵棱随后疯狂砍击张彪的头部，导致张彪昏迷不醒。

赵棱出门对张彪的部将们说已经杀了首恶，其他人可以随他投降侯景。

然而，部将韩武不信，进入屋内查看张彪的情况。

尽管张彪伤势严重，但并未立即死亡，他虚弱地说道：“我还没死，快来救我。”因此得以幸免于难。

赵棱最终被处决，但张彪的义军遭受重创，不敢再与叛军对抗，纷纷逃回若邪山中。

侯景派遣猛将宋子仙率领两万大军西进，与任约合兵一处，但仍未能攻克武昌郡。于是，侯景驻扎在晋熙，顺路攻占了宣城，迫使宣城守将杨白华投降。

此前，南康王萧会理应召单骑入台城，见叛军主力外出，台城防守空虚，便密谋联合柳敬礼（柳仲礼之弟）和北兖州司马成钦，召集姑孰的三千旧部，准备控制台城。然而，计划泄露，被侯景的谋士王伟得知，萧会理、柳敬礼等人被捕，不久后死于狱中。

萧贲是临川王萧宏的孙子、乐山侯萧正表的儿子。萧宏性格懦弱，多次北伐因个人胆怯而失败；萧正表拒绝救援台城，后投降东魏；

萧正表的哥哥萧正德更是声名狼藉。萧贲继承了家族的劣迹，一门祖孙三代出了许多败类，在皇室中极为罕见。

大宝元年（550年）十二月，侯景迫使简文帝萧纲册封其诸子为王，并大肆封赏叛军将领为朝廷重臣。萧贲因投靠侯景，也被授予竟陵王的爵位，其行为令人不齿。

次年，即大宝二年（551年）闰三月，任约在面对徐文盛的猛烈攻势时连连告急，侯景遂亲自率领主力部队从建康出发支援。与此同时，侯景还挟持了简文帝的太子萧大器作为人质，以此威胁简文帝不得轻举妄动。

侯景成功占领三吴地区后，通过长时间的残酷掠夺，积累了大量的军事物资。这使得叛军的水军规模迅速扩大，成为了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根据《南史》《梁书》等史书记载，叛军的水师从石头城出发，队伍绵延至新林，规模之宏大，在当时江左诸朝中前所未有。

据记载，侯景的主力部队实际人数约为2万人，但对外宣称有20万之众。当他们抵达西阳郡后，沿长江两岸构筑堡垒，与徐文盛的大军形成对峙之势。

两军交战之初，徐文盛凭借击败任约的余威，指挥水师大破叛军，射杀了叛军将领厍狄式和，后者中箭落水身亡。侯景见状，不得不撤回陆上营地。

尽管叛军两次攻打武昌均未得手，但这反而揭示了梁军的一些实际情况。在建康被围攻时，梁军集结了近20万精锐兵力，众多名将齐聚一堂。即便战斗力稍逊一筹，但在内外夹击的不利形势下，梁军仍未能取得胜利，这显然不仅仅是战斗力的问题。

而此次荆州以一州之力与叛军决战，连续两次挫败敌军的锋芒，表明梁朝的潜力犹存，尚未达到一触即溃的地步。

荆州军在西阳之战中大获全胜，士气高涨，众将领纷纷建议乘胜追击，彻底击败侯景的水军。然而，徐文盛在关键时刻却变得犹豫不决。

原来，徐文盛的家属此前一直在建康，他担心如果逼得太紧，侯景可能会出于报复而杀害他的家人，因此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

尽管侯景在此次战役中落败，但他对战争的敏锐洞察力并未减弱。他很快意识到梁军按兵不动的原因。于是，侯景命令部下将徐文盛的家属从建康带来，并全部释放回武昌。徐文盛大喜过望，对侯景感激涕零，更加不愿意主动发起进攻。

面对这一进退两难的局面，侯景陷入了困境：向前推进，荆州军牢牢控制着长江水道，大军难以通行；后退，则可能引发荆州军的追击。若是一直滞留在西阳，粮草耗尽，部队将会四散奔逃。但侯景并不是坐以待毙之人，他想出了一个大胆而危险的计策——直取江夏。

郢州首府江夏的守备力量十分薄弱。荆州军的主力部队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由王僧辩率领，驻扎在荆、郢交界的地带；另一部分则由徐文盛和王珣等人指挥，前出至武昌。郢州刺史萧方诸镇守江夏城，他年仅十五岁，是萧绎最宠爱的儿子。

尽管萧方诸在文学方面颇有才华，但毕竟年纪尚幼，无法承担刺史的重任。因此，所有的政务都交给了长史鲍泉处理。鲍泉出身文士，身材高大，胡须浓密，外表显得威风凛凛。

然而，他的性格与外表截然不同，极其胆小怕事，不敢忤逆上级。一旦萧方诸对政务有任何异议，鲍泉便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萧方诸常常让鲍泉趴在地上充当“马”，自己则骑在鲍泉背上，随意驱使，并用笔在鲍泉背上写下“鲍”字。

由于有徐文盛大军的保护，萧方诸和鲍泉对战守之事毫不在意，整日饮酒作乐。州郡官员也乐得逍遥自在，导致州内外的军政事务一片混乱。

侯景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对江夏发起突袭。江夏的局势众所周知，萧绎之所以命令王珣等将领将所有兵力集中在武昌和西阳一线，是因为他认为叛军根本无法突破武昌的江防。

然而，面对大部队难以渡江的困境，侯景决定孤注一掷。他派遣了两位最勇猛的大将宋子仙和任约，率领400名骑兵，秘密绕过武昌，直扑江夏城。

这400名骑兵在夜幕降临时出发，一路疾驰，人不下马，不生火做饭，经过一天的狂奔，顺利抵达江夏城外。此时，萧方诸正与鲍泉饮酒作乐，萧方诸骑在鲍泉的大肚子上，用五彩丝线为鲍泉编辫子。

城内的军民都知道徐文盛大军在东边牢牢阻挡住了侯景的进攻，因此个个都心安理得，城门到了黄昏依然敞开着，城外也未派出侦察兵。直到叛军骑兵逼近城池，城上的巡逻士兵才远远地发现敌踪，急忙向萧方诸报告敌情。

鲍泉却斥责道：“徐文盛并未战败，怎么会有敌军来袭？这应该是王珣的部队回来了。”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城上报告敌情的守军越来越多，萧方诸终于感到恐慌，连忙下令关闭城门。但为时已晚，宋子仙和任约已经率军杀入城中，如同天降的恶魔一般，一路斩杀直逼萧方诸的官衙。萧方诸和鲍泉最终被生擒。

这场突如其来的奇袭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对武昌的各路军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侯景随即整顿军队，趁着江南上刮起的东南风，乘船沿江面中央强行通过。徐文盛的军队因不知敌人虚实，军心大乱，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叛军顺利抵达江夏。

徐文盛和上甲侯萧韶弃军从小路逃回江陵，而像王珣这样家在江夏的将领们则茫然失措，在叛军的威胁下纷纷弃甲投降。

叛军攻破郢州后，下一个目标便是梁朝地方兵力最为强盛的大州——荆州。

为了应对这一威胁，萧绎命令王僧辩统领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龛、宜州刺史王琳（其兄王珣先前已投降叛军）以及郴州刺史裴之横（原属鄱阳王萧范，萧范父子去世后西上投奔萧绎）等将领，率领主力部队东下，准备与叛军进行决战。

然而，当王僧辩的大军行进至巴陵（今湖南岳阳）时，得知江夏已经失守，他立刻停止前进，并在巴陵据城固守。

《南史·侯景传》中记录了一段有趣的细节，描述了萧绎与诸将讨论叛军下一步动向的情景。他们认为叛军有三种可能的行动方案：

第一种是采取水陆两路分进合击的方式，直接进攻江陵，这将使江陵面临极大危险，是为上策；第二种是固守郢州，继续积蓄力量，不急于西进，而是南下攻略湘州诸郡，这将使荆州难以应对，是为中策；

第三种则是强行攻打巴陵，与王僧辩的大军决战。由于巴陵地势易守难攻，且有主力部队驻守，叛军的锐气将在巴陵坚城下消耗殆尽，这是最下策。

这段内容后来被收录进了《资治通鉴》。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对萧绎的判断能力提出了质疑，认为以萧绎的能力，不可能如此精准地预测敌人的动向。胡三省的质疑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南史》中的这段记载并未出现在《梁书》中关于元帝、王僧辩、侯景等人的纪传中，可能是李延寿参考了《太清纪》进行补充。

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评论道：“李延寿擅长广泛采集资料，正史中已有的文辞他会删减，事迹则会概括，力求简洁明了。而对于正史未记载的内容，无论是琐碎的小事还是新奇有趣的事迹，他都会尽力补充进去。”

《太清纪》由梁朝上甲侯萧韶撰写，他曾从武昌逃回江陵，后被萧绎封为长沙王。因此，《太清纪》中对萧绎的赞美之词较多，内容可能不够真实。

上述记载很可能是萧韶根据后来战事的发展，为了美化萧绎而写下的。实际上，从历史事实来看，萧绎并没有那么从容自信，他的智谋也并不高明。

面对侯景大军的威胁，萧绎曾向西魏求援，并命令梁、秦二州刺史萧循（鄱阳王萧范之弟）以割让二州为条件投降西魏。

太清三年（549年）四月，萧绎收到了上甲侯萧韶从建康带来的梁武帝密诏，任命他为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这道密诏真伪难辨，但萧绎顺势接受了命令。

从法理上讲，萧绎有权命令州刺史。然而，萧循所在的梁、秦二州（主要位于汉中地区）历来属于益州的势力范围，益州刺史武陵王萧纪一直与萧绎不和，因此萧循拒绝了降魏的命令。这一愚蠢的命令不仅给了西魏南侵的借口，还加剧了荆州与益州之间的矛盾，对缓解当时的紧张局势毫无帮助。

大宝二年（551年）四月，侯景得知王僧辩的大军驻扎在巴陵，立即集结主力部队向西进攻。大将宋子仙率领一万人马直奔巴陵，侯景则亲自带领主力部队水陆并进，进攻巴陵。同时，任约率领一支偏师沿陆路向江陵方向进攻，仅留下丁和率五千士兵守卫江夏。丁和正是侯景最初派遣向梁武帝递交降书的人。

从郢州到巴陵的沿途城池，面对叛军的威胁，纷纷选择不战而降。叛军的攻势如潮水般迅速推进，直抵巴陵城下。

巴陵城位于洞庭湖北岸约80里的地方，这里是荆江、沅江、湘江三江汇合后注入长江的关键点，水势浩荡，地形险要，自古以来便是荆湘之间的战略要地。从魏晋时期开始，江东军队与荆州军队的交锋，大多在此展开决战。

例如，东晋时期的桓玄曾从江州率军西上进攻荆州的殷仲堪，其行军路线与侯景相似，都是从夏口出发，首先攻打巴陵。同样，在刘宋时期，宋文帝刘义隆讨伐荆州刺史谢晦时，双方的主力也在巴陵交战。这主要是因为巴陵扼守长江的主要航道，无论是东来的还是西去的军队，都不敢轻易绕过这里。

宋子仙的先锋骑兵抵达巴陵城下，侦察城中的防御情况。王僧辩命令各部严阵以待，表面上却显得轻松自如。

叛军在城下大声喊道：“城中守将是何人？”

城上的守军回答：“是王领军。”

由于王僧辩官拜领军将军，因此有此称呼。叛军继续挑衅道：“为何不早早投降？”

王僧辩亲自登上城头，对叛军说道：“你们想攻打江陵就尽管去吧，我这小小的巴陵城不会妨碍你们。我的家人上百口人都在湘东王那里做人质，我怎么敢轻易投降你们呢？”

叛军在江南早已习惯了逢敌必克的气势，对于巴陵这样一个小城自然是不屑一顾，毫不犹豫地展开了围攻。他们的攻城方式与攻打建康台城如出一辙，依然是四面合围，齐头并进。

作为荆州军中的头号将领，王僧辩在这关键时刻展现出了定海神针般的作用。在叛军到来之前，他就下令将城外的所有公私船只沉入江中，以阻断敌军水师的进攻路线。

尽管荆州水军在水战方面颇有自信，似乎并不需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但随着战斗的进行，这一看似多余的策略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巴陵城外水道交错，江面宽阔，若不加以封锁，叛军的水师可以直接通过水路将兵力投送到城墙下，大大减轻了攻城的压力。而现在，由于水道被封锁，叛军不得不依赖陆路进攻，这不仅增加了他们的难度，还消耗了大量体力。

叛军从四面发起猛烈攻势，王僧辩吸取了台城攻防战中梁军士气低落的教训，命令守军擂鼓呐喊，以提振士气。城墙上，滚木、礌石如雨点般倾泻而下，给叛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由于远道而来且攻城器械不足，叛军损失惨重，最终不得不暂时撤退。

为了进一步瓦解守军的斗志，侯景命人将王珣押到城下，试图让他劝降弟弟王琳。然而，王琳在城上高声回应：“兄长你不能为国尽忠，还有什么颜面来劝我投降！”说完，他拉弓射向王珣，使其羞愧而退。

王僧辩趁着士气高涨，派遣轻装部队出城挑战，而侯景则亲自来到城下指挥战斗。然而，王僧辩却显得十分从容，他佩戴着绶带，坐在乘舆上，带着全套的鼓吹仪仗，悠然自得地在城头上巡视，仿佛对眼前的局势毫不在意。这种大将风范极大地鼓舞了守军的士气，连久经沙场的老将侯景也不得不佩服王僧辩的手段高明，或许他在心中暗自后悔当初在台城接见王僧辩时没有除掉他。

叛军全力围攻巴陵，但王僧辩不仅坚守城池，还时不时派兵出城挑战，双方互有胜负。这场艰苦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大宝二年（551年）五月，逐渐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的粮草逐渐耗尽，难以维持长期的围攻。加之夏季炎热，瘟疫开始在叛军中蔓延，导致大量士兵病倒或死亡。城内的形势同样严峻，尽管王僧辩英勇无畏，但守军毕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经过长达一个月的高强度战斗，他们的精神和体力已经接近极限。在这种关键时刻，谁能坚持得更久，胜利的天平就会向谁倾斜。

为了确保王僧辩的安全，萧绎派遣晋州刺史萧正惠率军前来支援。荆州作为南朝数百年来的强镇之一，其地大物博、兵力雄厚的优势在此刻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萧绎经营荆州已有25年之久（自梁普通七年被任命为荆州刺史起），政令统一，社会秩序稳定，积累了丰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侯景虽然拥有百战百胜的精锐部队，并且动用了全吴的财力，但在巴陵城下的战斗中已经接近崩溃。而荆州在郢州大军遭受重创、主力部队在巴陵苦战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派出援军，这让叛军彻底失去了继续作战的能力。可以想象，此时侯景的内心一定是崩溃的。

萧正惠自信他的部队不足以对抗叛军，于是向萧绎推荐了大将胡僧祐。胡僧祐曾在平定西沮蛮人叛乱时，因拒绝执行萧绎杀尽蛮人首领的命令，被生性多疑且刻薄的萧绎关入狱中。

胡僧祐是荆州军中威望仅次于王僧辩的大将，其能力和地位使他成为最适合领军的人选。经过权衡利弊，萧绎最终决定释放胡僧祐，并重新任命他为大将。

临行前，萧绎多次叮嘱胡僧祐：如果途中遇到叛军，叛军要求进行水战，就全力进攻并击败他们；如果叛军要求进行陆战，则应避免交锋，直接前往巴陵。这一策略基于叛军水军较弱、步军较强的特点，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

任约此前被派往江陵，负责指挥一支偏师。根据后来的情况来看，任约所部并未迅速发动进攻，可能只是部署在巴陵以北，摆出攻击江陵的态势，实际目的是威慑江陵，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荆州援军出发后，侯景命令任约率领5000名精兵进行阻击。

胡僧祐率领军队行至芊口（位于今湖北华容），与敌军相遇。他严格遵循萧绎的指令，避开敌军主力，沿水路迅速前进。任约见状，立即调转方向紧随其后，一直追击至赤沙湖畔的赤沙亭（位于今湖北南县）。

如今的南县是一片由长江泥沙沉积形成的平原，但在当时，这里仍是一片广阔的湖区。赤沙亭三面环水，水域宽广，是进行水战的理想之地。此时，信州刺史陆法和也率部前来支援，抵达赤沙亭。胡僧祐决定在此地与敌军展开决战。

胡、陆两部兵力合计仅有2000余人，但他们长期在江陵休养生息，士气高昂，且擅长水战，战斗力十分强劲。

大宝二年（551年）六月甲辰日，胡僧祐指挥部队在赤沙湖水面上布阵，用大舰进攻任约。

在此之前，陆法和隐居在江陵，过着苦修僧人的生活。每遇重大事件，他都会神秘地出现并作出预言，因其预测准确，当地人几乎视他为神仙。

巴陵之战前，陆法和主动从深山中出来，请求萧绎准许参战。得到许可后，他召集了800多名洞蛮子弟前往前线。

大战将至，陆法和显得异常镇定，他带着一只轻舟顺流而下，一直驶到任约军前一里处才返回。或许是他发现了任约军阵的弱点，回来后，胡僧祐调整了攻击阵形，先派出火船试图焚烧敌舰。然而，东南风突然刮起，火船无法接近敌阵，反而烧毁了自己的船只。

火攻失败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具体经过不详，但最终叛军被击溃，士兵们纷纷逃命，许多人溺水身亡，任约也不知所踪。

陆法和再次神秘地宣布：“明天午时就能抓到他。”

次日午时，任约依然不见踪影。陆法和却胸有成竹地说：“之前我在赤沙湖中的沙洲上建了一座寺庙，这是我的标志物。找到这座寺庙，就能找到任约。”

尽管陆法和的话听起来像是无稽之谈，但他常年隐居江陵，不可能无缘无故在远离江陵几百里的地方建一座寺庙。然而，仔细分析后，他的说法其实有其合理性。六月正值长江丰水期，赤沙湖水位上涨，许多沙洲及其上的建筑都被淹没在水面以下。

赤沙湖水域辽阔，任约战败后，很可能藏匿于水中。军士们在湖面四处搜寻，果然发现了一座寺庙。任约正抱着寺庙的梁柱藏在水下，仅露出鼻子呼吸，最终被当场擒获。

任约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陵时，叛军主力仍在竭力进攻。侯景下令放火焚烧巴陵的城墙和栅栏，但由于风向不利，未能奏效。疲惫不堪的叛军在得知这一噩耗后，心理防线瞬间崩溃。

侯景心如死灰，当夜便下令烧毁营地，撤退而去。他留下丁和、宋子仙驻守郢州，支化仁驻守鲁山镇（今湖北武汉北部），范希荣驻守江州，任延和、夏侯威生驻守晋熙郡，自己则率领数千残兵向东返回建康。然而，祸不单行，豫州刺史荀朗从濡须口进入长江，截击侯景的后军，大败叛军，使得船只前后难以呼应。

太子萧大器的座船一度脱离了叛军的控制，其部属纷纷劝说他借此机会逃往北方。然而，萧大器颇具气节，虽然知道回到建康难逃侯景的魔掌，但他挂念父亲简文帝仍被困在台城，因此拒绝了部下的建议，坚持返回台城。

王僧辩指挥大军追击侯景，宋子仙被委以扼守郢州的重任。然而，大败之后，叛军士气低落，接连失去了鲁山和江夏两城。宋子仙退守金城，并派人与王僧辩谈判，表示愿意献出郢州全境，条件是允许叛军各部安全撤离。然而，叛军大败之余已无任何谈判的资本。王僧辩假意答应宋子仙的条件，甚至送给他100艘船以示诚意。

叛军信以为真，放松了警惕。王僧辩迅速派遣勇将杜龛率领1000余名精兵突袭城池，水军将领宋遥率众逼近城下。宋子仙无力抵抗，弃城而逃，最终在白杨浦被彻底歼灭，宋子仙和丁和均被生擒。至此，郢州全境的叛军被彻底肃清。

任约、宋子仙和丁和三人都被送往江陵。萧绎赦免了任约，并任命他为将军；而宋子仙和丁和则被处死。尤其是丁和，由于侯景之乱正是从他向建康请降开始，为了发泄江南百姓的愤怒，萧绎命令用铁钉钉住丁和的舌头，随后将其凌迟处死。

巴陵之战成为梁朝平定侯景之乱的关键转折点。在这场战役中，侯景失去了两位重要的将领，数万精兵被歼灭，其百战百胜的神话也被彻底打破。

然而，这一转折来得太晚。江南的旧贵族几乎被侯景扫荡殆尽，富饶的三吴地区遭受重创，千里白骨遍地。无论是统治机器、经济基础，还是国防形势和外交局面，都因侯景的破坏而变得支离破碎。

萧梁皇室面临着一片残破的江山，外部强敌虎视眈眈，内部强藩蠢蠢欲动。

对于当时声望最高、实力最强的湘东王萧绎来说，侯景已不再是主要问题，叛军的丧钟在巴陵之战后已经敲响。但萧绎将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局势？他对当前形势是否有着足够的清醒认识？这丧钟，究竟为谁而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