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的政策致力于减轻女性生与养的负担，但接触多位员工后我们发现它并没有完全解决女性在生育后的职场安全感问题在很多公司，女性生育回归后很难晋升，很多时候连原有的岗位都可能都保不住。携程也没成例外。梁建章作为一个男性成功企业家，站在社会更高的阶层，他有自己的盲区，但一个企业做些什么总比不做要好。

沙发边上挂着三个小孩，他们正看着座位上的人打游戏；远处餐台上，在妈妈的注视下，一个更小的孩子在有一搭没一搭地吃饭。

隔壁更欢乐一点，几个上小学年纪的女孩在玩桌面足球，其中一位为了用力转动“足球运动员”的操作杆，猛地跳了起来。在她们旁边，几个年轻人在打桌球，空气中响起清脆的撞击声。

这是中午时分，携程集团在上海长宁的办公区。

2023年开始，携程通知全体员工，寒暑假可以带娃来办公室上班。手续也不复杂，签一个《告知书》，在前台领个手环即可。

如果你恰巧在七八月份来访携程上海总部，你还可能看到趴在桌子上写作业的孩子，或者在工位上追跑打闹的孩子。

携程上海办公区

支持带娃上班只是携程众多鼓励生育的政策之一。

2015年开始，在创始人梁建章的推动下，携程集团在内就逐步加码鼓励生育的政策：

为员工提供零利率的 “超生罚款”；

为女性管理人员提供 10 万～200 万元及 7 天年假；

给女性高管提供冻卵等高科技辅助生育福利；

给怀孕员工发 3000 元的生育礼金，怀孕时打车有补贴。

2023年，携程还宣布给生孩子的家庭直接发钱，每生育一个孩子补贴一万元现金，直到孩子满 5 周岁。携程当时对外宣布，未来计划投入10亿元补贴，用于激励员工生育。

琳琅满目的政策，真金白银的投入，但女性在其中的真实体验如何？

前携程女员工阿玲（化名）回忆她从怀孕到生育的全程——产前，她的确感受到了友好的照顾，比如每天 50 元打车报销；中午可以申请孕妇休息室。她因产检出风险，医生建议卧床待产，产前还申请到了两个月带薪病假。

她也算幸运，遇到了一位刚有小孩的上级。推己及人，这位上级对她颇为照顾，在工作安排上，为她分配的也是长期且不紧急的任务。

但隐患此时就已经埋下。发现怀孕时，她正要准备晋升汇报，上级劝她主动放弃，她考虑再三把机会让给了别人。

4个月产假后，当她回归工作时，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这位曾经体谅她的上级，为她安排的是边角琐事；职场空白期里，没有跟紧的人事关系也在加速她的边缘化。这一年她成为了背最差绩效的人。

客观上，一个刚出产假，仍在哺乳期的女性精神状态的确更差。3个月以前的婴儿需要每3小时哺乳一次，6个月以前的婴儿难以整晚入睡，这意味着妈妈也难以有完整的睡眠。

产假也并非真正的假期。对多数生育的女性来说，另一半只有15天陪产假，哺乳、照顾孩子主力仍在自己，128天与其说是假期，不如说是另一个工作。

阿玲说她晚上需要起夜多次哄孩子，凌晨1、2点才能入睡，早上8点又必须起床上班。为了维持自己的竞争力，她也仍然保证着9小时的工作时间。

几乎殚精竭虑，但生育后，她在职场里仍步步后退。

一些隐形的歧视仍然存在。阿玲过去是业务主力，并不甘于只在边缘业务打工，当她尝试申请做更重要的业务时，被上级拒绝，理由是她可能没有精力顾及，哪怕她极力表现，保质保量，但机会已经在上级的预判中溜走了。

携程有诸多产前鼓励生育的政策，但对女性的产后处境关注不多。阿玲两年前生育，当时携程的哺乳室还只是茶水间改造的，“就加了一个帘子，很简陋，大家在里面吸奶特别尴尬。”

对女性产后职业危机的干预更无从提起。阿玲回归后的被边缘化，想争取重要业务而不得的情形，并没有通道可以反馈。

携程有居家办公的制度，但能否申请居家办公，哪一天可以居家，权限也都在业务负责人手上。阿玲曾因照顾孩子想申请居家，但她所在业务部门负责人说，“我们不搞这套”，她也不敢再提。

生育成为女性职场障碍这件事在携程并没有被真正解决。

阿玲对比自己与一位刚有孩子的携程男员工，他们的职业曲线是截然相反的。

她曾经与这位男性竞争，俩人同为组长，先后各自有了孩子。但怀孕后，她放弃晋升，产后又被边缘化，最后因请事假被裁员。

而这位升级为父亲的男同事，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因在工作上投入更多时间而受到重用。

阿玲已经离开，但她有相熟的女同事还在，对方高龄刚生完孩子，领了1万元奖金，但一聊起来就忧虑，“天天都担心被裁。”

本质上，携程集团的政策是对一个生育者/已婚家庭的刺激、激励，其出发点并不是女性视角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营造女性友好的环境。

其中的差异在于，如何看待女性，如何看待生与育的责任，以及如何看待人。

这可以从携程创始人梁建章的公开发言看出端倪。接受《人物》采访时，他称，“单身女性整体教育水平其实是社会中的精英，她们如果不生孩子的话，不管是质量还是数量，对社会都是很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又说，女性的寿命更长，生两个小孩可能影响两年，但总体职业生涯并不会比男性短；他还觉得，连续生两三个孩子有规模效应，因为平均成本会降低。

在他的视野里，女性被当做生育的主要责任人，而不曾试图反思男性在养育中的缺位，有读者评论他，“一提到人口问题就只想着从女人身上找答案……这种思维，生育率持续下降是无解的。”

很多女性都在呼吁给男性放产假，即在生产之后，让男性更多地参与到育儿中，让女性真正得到休息，也减轻女性回归职场后被歧视的概率。

一家企业当然难以改变长期形成的性别分工惯性，但携程似乎也没有试图去反思这一点，梁建章觉得解决生养育问题，仍是解决女性问题，解决女性养育成本的问题——携程并没有给男性相关的生育政策。

这导致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即便只是在携程这个小环境里，女性员工越被鼓励生育，与同级别的男性相比，其职场竞争力可能就越低。

回到携程这家集团最初鼓励生育的动机。

创始人梁建章在 2011 年以前，是一个成功企业家。2011年后，他更愿意对外输出的是他的人口观点。他注册微博时，先注册的ID是“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两年后，才又建了个新号，叫“携程梁建章”。

“携程梁建章”已经 3 年没更新，几条微博还停留在 2021 年初，关注人口问题的梁建章则以周更的频率在发微博。

今年7月11日“世界人口日”这一天，梁建章发了一篇长文，呼吁政府给家庭发钱。他说，“如果把钱发给了家庭，就可以通过家庭消费直达实体经济，立刻起到提振需求和抑制通缩的作用。”

没错，梁建章的算的都是经济总账。他不向个体催生，很多工作在推动公共政策的变化，希望用财政和公共设施建设的变化，让社会承担社会该有的责任。

但他的视角仍是企业家式的。

2007年，他辞任CEO去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想做经济类的学术研究。学校在硅谷，他很自然也把“创新”当做重要研究课题，之后又发现了人口与创新间的关系。当时中国还在推行“一胎”政策，他觉得自己有使命和责任去扭转“人口等于负担”的观点。

2018年，他在新浪财经发过文章，结论是“在老龄化严重的国家里，平均创业率较低，而且各个年龄段的创业率均较低。”

操心中国人口问题的梁建章，出了几本书。最早是呼吁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写了《中国人太多了吗？》（2014年再版，名字改为《中国人可以多生！》）。此后则是论证人口的价值，鼓励生育，出版了《人口创新力》、《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等书。

图源：微博@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

他的新书《人口战略》中，核心的论点也是，一个国家的创新力 = 人口数量 × 人口能力 ×（内部交流量 + 外部交流量），其中人口数量即规模效应，人口能力即老龄化。

梁建章说，企业家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人多是个好事，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对人口问题都有盲区。

但他作为一个男性成功企业家，站在社会更高的阶层，也有自己的盲区。

他讨论人口问题的出发点始终是国家竞争力，是人口数量对社会创新的影响，高屋建瓴、看不见具体的人。

最能体现梁建章人口观点的是他经常举例的天才诞生几率。他认为，一千个人里出的天才和一万人里出的天才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多生。

人在这个语境下变成“耗材”，源源不断出生的人群则是被作为筛选出优质人才的一个巨大分母。人在这里不是目的，而成为一种管道。而女性生育的代价则被轻描淡写了。

但，不论发心，一个企业做些什么总比不做要好。

携程的生育政策在整体生育率断崖下降的大背景下显得杯水车薪，但也算可贵。对决定安定下来，决定生育的员工来说，至少在携程这个环境里是被鼓励的。

我们接触的携程女性都肯定公司做出的一切，但她们还有期待：产后更长的适应期；更完善的职业通道；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能实现以上所有的组织制度。

而这些问题，被意识到、被提出才有解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