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超话]# “顺序论”与威权政体迷思
（以下引自 刘瑜《巨变第二天：新兴民主的得失与选择，第220～221页》）
之所以出现“威权政体=国家能力”的误解，可能存在以下原因。第一，混淆强制能力、财政能力和行政能力。本章的分析显示，国家能力的不同维度未必同步发展，甚至，不同维度可能在一定阶段里反方向发展。显然，威权政体之所以构成威权政体，是因为它能在一定范围内维持暴力垄断——即使割据势力存在，它也没有强大到足以推翻中央政府。但是，有镇压武装叛乱的能力，未必意味着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或者公正司法的能力，如果一个政府将尽可能多的资源向镇压能力倾斜，就可能造就一个“高强制能力、低财政能力和行政能力”的局面。
第二，混淆相对能力和绝对能力。这一点与上一点有异曲同工之处：一个威权政体要维系自身的存在，未必需要其绝对实力十分强大，而只需要比自己的对手强大即可。比如，在各个意义上，清王朝末期的国家都不能说强大，但是，只要比太平天国强大、比捻军强大、比叛乱回民强大，它就能继续维系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如果一个政府能够成功地瓦解“社会能力”，即使其自身是一个“弱国家”，面对一个更弱的社会，它依然可能维系威权政体。
鉴于国家能力不同维度转型后往往失衡发展，在第三波转型浪潮中，更普遍的情况与其说是民主转型造成了国家能力普遍下降，不如说是引发了其国家能力结构的变化：行政能力和财政能力得到强化，而强制能力相对弱化。其机制不难理解：民主转型后，选票压力带来了政府开支结构排序的调整——执政者越来越难以忽视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要求，“无拘无束”地笼络军队警察。这一结构的调整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一批新兴民主出现暴力“四处开花”的局面。虽然一个国家有可能在三个国家能力维度上都很强，但是对于许多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维度的国家能力可能存在一种替代性和相互的“挤出效应”。
不过，强制能力被抑制未必一定是坏事。显然，暴力四处开花对于任何国家都是灾难，但它也意味着相当一批政府失去了任意镇压民众的能力，这是强制能力下降可能带来的“双刃剑”后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民主转型对国家强制能力建构的阻碍性作用是或然性的——它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但是威权政体下强大的强制能力对民主转型的阻碍性作用则几乎是必然的——既然强制能力已经强大到所向披靡，为什么要允许民主转型发生？所以，在强制能力的维度上，“先国家，后民主”相当于与虎谋皮，这种情况下的“国家优先论”最终结果往往是“国家唯一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