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自此北宋与西夏开始了数十年的战争，然而面对实力远小于自己的西夏，北宋却屡屡失败，始终没有拿下，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北宋和西夏之间的战争，其实类似一个更大号的北齐对一个更小更弱的北周的战争，但是内部组织混乱的“宋”，依然没有吃下来组织力更高的“夏”。

北齐/北宋的组织问题

在北齐/北宋，高欢/赵光义的位置是靠权谋手腕得到的，班底是凑出来/骗过来的，而不是一场场硬仗磨练出来的，组织建设也很不扎实，所以下面的人也离心离德，在这一点上，高欢和赵光义以及后来的蒋介石没有太大的区别。

因此，这就注定了北齐，北宋和蒋介石集团类似的弊病，即：它们内部根本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集体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让人瞠目结舌的“微操”和组织协调的失灵就不断出现。

表现在北齐，就是高敖曹兵败，却被友军见死不救拒绝入城最后战死，而高欢只把守军将领杖罚了事，就是彭乐听到宇文泰的“杀了我以后你还有什么用”转身就去抢财宝，就是地方的军事力量始终组织松散，缺乏有效的组织统筹。

北宋的军将之间互不协调，地方军队分散的局面，在北齐就反复出现过，而这又和其统治集团的组织结构是密不可分的。

表现在北宋，就是“君主和君主的宠臣不断催促武将进攻，武将被迫出击，结果中了埋伏，全军覆没”的反复出现，从刘法被种师中，都被不断坑过。

那北周和西夏又是什么情况呢？

北周/西夏的组织力度

北周/西夏作为总体力量相对弱小的一方，内部凝聚力更高，组织度更强，并且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和军制以及武器兵种的革新，比如北周府兵制的变革，西夏的“铁鹞子”，这种比较有凝聚力，能实事求是的集体，哪怕力量暂时弱小，也很难被完全战胜。

党项部族一家号一帐，小族有几百帐，大族会上千帐，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是党项最主要的社会组织，15岁以上、60岁以下为丁，战时出丁助阵，没有战时从事生产，他们自备武器自带食物，作战随点集而至。

“元昊立制，率二丁取正军一人，每负担一人为一抄。负担者，随军杂投也。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原隶正军者，得射他丁为负担，无则许射正军疲弱者为之故壮者得正军为多。”

强壮丁编为“正军”，体弱者编为辅助兵，元昊共编了约50万部落兵，西夏这种整编后的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是北周府兵制的重现。

此外，党项统治者征集军队，用银牌召诸部首领而受约束，部落首领统帅本部兵丁，称为“一溜”，根据各部落兵丁所在地域，元昊设立了十二个监军司（相当于今军区），即：左厢神勇、石州祥佑、宥州嘉宁、韦州静塞、西寿保泰、卓啰和南、右厢朝顺、甘州甘肃、瓜州西平、黑水镇燕、白马强镇、黑山威福。

“诸军并设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一员。以贵戚豪右领其职，余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官数十，不分蕃汉悉任之。”

这和北周的八柱国制度又是何其相似，而“不分蕃汉悉任之”则又和西魏北周打破胡汉分界，共同整编作战，一致对外的作风形成了跨越历史的呼应。

西夏的战略思路

实际上，西夏对于宋朝的问题有深刻的认知，李元昊和野利仁荣这些统治者并不认同宋朝的“缛节繁音”，而是提倡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讲求实效的精神来指导礼乐改革。

同时，西夏的精英群体还对战国的改革有清醒的认知与了解。他们追求的是“汉化”，而非“宋化”。

野利仁荣是党项民族的精英，他认为“一王之兴，必有一代之制……昔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非有礼乐诗书之气也。惟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严其刑赏，则民乐战征，习尚刚劲，可以驭戎夷，岂斤斤言礼义可敌哉”。

他的这些主张，就成为元昊立国的基本方略，也对西夏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元昊让他担任谟宁令（天大王）之职，是元昊身旁的主要谋士，也是夏国的精神领袖。

野利仁荣这些人的思路，和战国时期的秦赵，以及北周几乎是一脉相承，重视战斗和狩猎，以法家的思路治国，致力于打造一个“民乐战征，习尚刚劲”的群体。

这种情况下，在思路，理念和组织结构上承袭了秦国以及北周的西夏，自然是在组织结构上类似北齐的北宋所难以彻底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