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在那段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开国大典”黑白视频上，有这么一个细节：当毛泽东宣告“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时，有位戴着眼镜、留着短胡须、穿着西装的老先生，在镜头前晃了一下，从原站着的台阶上让出位置，将沈钧儒先生换了上去。这位让出位置的老先生，正是张奚若。

张奚若

张奚若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他的一生可谓传奇：他曾给辛亥革命买过军火；当面顶撞过蒋介石，批评国民党独裁；也给解放军带过路，保护京城古建筑，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了国号。今天帝哥就来说说张奚若的一些故事。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始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奚若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出席会议。

代表们在会上对新中国的国号问题争论非常激烈，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好，他解释说：

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民主一词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再说，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与会代表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都认为张奚若的提法好，大家一致同意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们在讨论新中国的国歌时，有人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不合时宜，建议另拟新词。张奚若主张仍用原词，他举例说法国国歌《马赛曲》的歌词就是“向暴政做斗争”，我们应该居安思危。张奚若的意见再次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赞同。

新中国成立后，张奚若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2年，他成为了继马叙伦之后，新中国的第二任教育部部长。

1953年，政务院召开会议，讨论北京历史建筑的存废问题。会上多个知名学者主张北京的许多历史建筑“该拆、要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也主张拆，他说：“有的牌坊柱子都朽了，不拆，大风一刮倒下来就要伤人命。”

吴晗

张奚若当即对吴晗的话提出反对意见：“说是‘三座门’等地方出了车祸，死过人，有民愤，所以要拆除，我很怀疑。北京市的车祸是不是都出在有牌楼的地方？出了车祸，应由死的牌楼负责，还是应由活的人负责？”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深知张奚若一旦发言，就会被广为传播，他笑着对张奚若说：“你一宣传，牌楼的命运就更不长了。”

张奚若立即回答：“谢谢总理允许我这样说话。”最后在张奚若的力争下，北京的许多古建筑得以保留。

张奚若（左三）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从这年5月上旬到中旬，为了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央统战部邀请了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在5月13日的座谈会上，张奚若提出了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他说：

有些人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为了解决问题，想不出办法，就搬教条，搬苏联经验，依靠教条解决问题。对某些党员来说，教条成了他办事的唯一蓝本。有些部门工作没做好，教条主义之害实在是“大矣哉，大矣哉”！

5月15日，张奚若再次在座谈会上发言，他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16个字的批评意见：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是这么解释的：

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

对于张奚若的尖锐批评，毛泽东并没有生气。在1958年1月28日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提张奚若的四句话，他说：“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不好大喜功不行啊，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中华民国成立三十几年，蒋委员长搞了二十几年，只给我们留下4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

参加会议的张奚若马上站了起来，拄着手杖说：“主席，说这话的是我，我向您自首。”

毛泽东却笑着说：“我知道，你是好人说了错话，我不划你右派。”

1958年，张奚若卸任教育部长一职。1973年7月18日，张奚若因患疾病经多方医治无效，不幸病逝，终年84岁。

张奚若雕像